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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存云冈石窟造像题记是研究云冈石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冈石窟和洛阳石窟造像题记同源异流，互为补充，共同展现、佐证北魏历史、文化。云冈石窟北魏造像题记虽然存世较少，但其叙述上具有民间化、范式化的特征，内容上宗教性与世俗性并存，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北魏的宗教、历史、习俗以及民族融合等社会现实。
关键词：云冈石窟；造像题记；北魏；叙述；文化
作者简介：彭栓红，男，1978年5月出生，博士，现任大同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汉语言文学系主任，山西师范大学民俗学硕导。
有关云冈石窟的文献、文字资料有限。云冈石窟造像题记由于历史、自然等原因，存世题记较少，内容大多漫漶不清，云冈石窟造像题记研究相对薄弱，为云冈研究之憾。现存云冈石窟北魏造像30余种题记，实为研究魏碑书法、北魏佛教信仰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一、宗教与世俗下的佛像称谓
云冈石窟现存题记显示：北魏石窟造像行为体现宗教神圣性，而信众对佛像、佛的称谓来看又具有民间世俗的特征。民众从造像材质的角度对佛像称谓有“石庿像”（《五十四人造像记》）、“石像”（35窟窟门《佛弟子王乙造像记》）笼统地提法。
现存云冈石窟北魏造像记很多无佛像名称，明确提到佛像名称的造像题记共计9种，约占现存云冈石窟北魏造像题记总数不到30%。民众从模糊的宗教信仰，到有选择的崇佛，这是对佛教教义逐渐熟悉、佛教信仰深化的过程，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信众而言，他们很难细分众佛，现实中对于他们而言佛就是一个“符号”，是一种救苦救难的文化想象。
造像记中发愿人明确提出所造佛像名称的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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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信仰角度能明确提到所造佛像名称来看，主要是释迦佛、多宝、弥勒佛信仰为主，释迦佛（含迦文佛）提到5次，多宝、弥勒各3次。题记中出现“迦文佛”在云冈石窟11窟东壁明窗《太和十九年妻周氏为亡夫造像记》，而在蔚山出土的太和十三年造像也出现“迦文佛”。另外《为吴天恩造像记》间接提及释迦，未作统计。大致可以推测北魏时期佛教信仰以释迦佛信仰为主流，对佛的称谓，有时直呼其名，有时称某某佛、某某像。
对比云冈和龙门石窟题记，我们发现对于释迦牟尼佛的称谓，从云冈石窟的释迦、迦文佛、释迦牟尼佛到龙门石窟的释迦、释迦文、释迦文佛、释迦牟尼佛、释迦尊像等，我们可以看出北魏时期题记佛名并没有统一规范，一方面音译佛名在多民族语境下难以统一，另一方面造像者阶层、文化水平等参差不齐以及开窟造像的民间参与日盛等因素造成。而龙门石窟题记中发愿所造佛像名称除了释迦、弥勒信仰盛行外，尤其在永平以来又多见定光佛、观世音、无量寿佛。贺玉萍指出：“在北魏洛阳地区，法华信仰为主流，包括弥勒信仰、观世音信仰、无量寿信仰影响最大，在广大城邑乡村拥有众多的信徒，多数义邑也以这些信仰为精神基础开窟造像。”可见，三世佛、西方净土信仰逐渐抬头。由云冈和龙门石窟题记中提到的佛名来看，北魏弥勒信仰似乎比观音信仰稍早。
另外，弥勒下生信仰在平城云冈石窟开凿前十六国时期河北造像就已广泛传播。早在天兴元年（398）从河北迁徙能工巧匠十多万人，昙曜在复法后的453年从中山（今河北定县）到平城。河北地区的弥勒信仰乃至佛教信仰自然在平城云冈石窟中体现。
佛教中，药师佛曾发十二大愿，其中就有念其名号“无诸疾苦”“众病悉除”人有疾病，供养礼拜药师佛，可延生续命。药师法门适合贫穷病苦、多灾难不顺遂、不喜女身、难持清戒的人底层人修行，给予他们现世苦难的解脱。第11窟西壁七立佛之间有太和年间“佛弟子祁□□发心造药师留离光像一躯”题记，题记与造像并未对应。第17窟明窗东壁太和十三年（489）题记中身患重病的比丘尼惠定发愿造“释迦、多宝、弥勒像”而非药师佛。以上两例，说明药师佛信仰在北魏太和年间初兴，而释迦、弥勒信仰仍是主流。侯旭东统计五六世纪弥勒造像发现：“460-529年间造作弥勒像所占比例均在15%以上，多时达20%或30%以上，应为弥勒造像与弥勒崇拜鼎盛时期，随后比例渐衰。”云冈石窟造像题记时间主要集中在477至525年，正是弥勒崇拜在五六世纪鼎盛时期。
云冈题记中“多宝”出现3次，第17窟明窗东壁、第20窟西壁立佛背光上方、第11窟西壁七立佛南起5、6佛间，时间基本在平城造像早中期。多宝佛在佛教神圣化中是为证明释迦牟尼的真实性、权威性和《法华经》的妙意。题记所显现的民众多宝信仰是与北魏初期太后、皇帝二圣执政的历史和北魏王权的合法性宣传有关，可见北魏政治对民众宗教信仰的导向异常重要。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民众佛教信仰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受上层精英人士和政治的左右、引导，带有启蒙性，到后期佛教信徒对佛教认识逐渐加深的基础上才会主动选择信仰的具体内容，出现信仰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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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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