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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科技史家白馥兰最近在北京师范大学讲学时使用了“技术亲密性”（technologies of intimacy）的概念，很受师生关注。其本意是指在技术与文化之间有亲密关联和保持亲密度的技术，包括保持人际联系，保持友谊和维系感情。在人类社会中，满足这些需求，始终都是十分重要的。白馥兰教授是北师大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和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共同的老朋友，这个观点也带有双方的视角，当然对我本人也很有启发，但我想把这种启发带到学科建设中去。
北师大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学科建设合作，由“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和自然科学史所的前辈华觉明先生开创，在上世纪90年代初合作编写高校教材《民俗学概论》时启动，迄今为止已有20多年了。这个经验是值得总结的。而就人才培养而言，在技术史研究领域与人文学科之间建立“亲密性”，应该成为基础性的、相当重要的工作。
1990年，华觉明先生应钟敬文先生的邀请，率自然科学史所中青年学者团队，加盟钟先生主编的我国高校第一部民俗学高等教育教材《民俗学概论》的编写工作。华先生的小组承担了其中的《第八章民间科技》工作，具体分工如下：华觉明《第一节民间科学知识》，汪前进《第二节民间工艺技术》，廖育群《第三节民间医学》。到目前为止，这部教材始终是我国民俗学界获奖最多以及获奖规格最高的一本书，包括获国家新闻总署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998）、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00）和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并获评教育部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材（2013）。
在技术史研究领域，此事也许不算是惊人手笔；但在人文科学领域，它却是开创之举。它首次在使用中国材料研究中国民间文化的传统文科——民俗学中开辟了民间科技史的研究分支，为后来这方面的研究生人才培养铺设了道路。2000年以后，北师大民俗学专业增设了技术民俗学等新研究方向也与此有关。我们还陆续培养了一些博、硕研究生，华觉明先生和张柏春研究员都曾参加这些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高科技时代，国际同行重新评估中国科技史对前现代和现代社会的启示时，往往会回顾我国自然科学史和民俗学领域的工作，而我们两个单位都涉及中国传统科技现象的研究与教学，必将继续靠近，这时《民俗学概论》还可以为这类成果的国际化传播发挥作用。2010年，德国马普所学者薛凤等一行5人来北师大访问，双方交流的起点正是《民俗学概论》。
为什么我们两个学科能合作？这其中有学术史的原因。自然科学史所团队撰写的《民间科技》一章，其中所阐述的传统技术、气象谚语、民间工艺和中医药等，是钟先生在80年前民俗学研究中已涉及的老问题。他在1929年发表的《为西湖博览会部分展品写的话》一文中，讨论了民间工艺问题；在1931年发表的《我国古代民众的医药学知识——中的一章》中，讨论了民间医药问题；在1937年发表的《序》一文中，讨论了包括气象谚语在内的农业谚语问题。半个多世纪之后，自然科学史所的专家们从技术史研究的角度提供的回答，补充了民俗学史的内容。两个学科通过《民俗学概论》的合作，还能把这类学术史问题变成当代问题，引起年轻一代学子的兴趣。
前人已经拓荒，后学如何持续？作为民俗文化的技术史学与作为技术史学的民俗文化应该如何进一步开展交叉研究？这是当下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从民俗学角度说，民俗学研究的民间技术是地方的、日常的、经验性的民众知识，不容易上升为技术史学所要求的理论形态，科学家介入民俗研究后，提供了学术概念的一致性、表述逻辑的统一性，以及研究方法与研究目标的连续性，这些都对构建民间科技理论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以往大多技术史研究都更加强调科学标准，排斥不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民间科技活动，视之为“迷信”“落后”现象，结果抽取了“技术”，丢下了文化的“亲密性”，所得到的也未必是完整的民间科技资料。
当然这只是例子。事实上，华觉明先生在撰写《民俗学概论》的《民间科技》一章时，在讨论技术与文化的“亲密性”上，已付出过早期努力。如谈到孔明灯时，他解释了其物理学原理，也阐述了这种民间游戏的性质。现在我们需要继续关注的新问题是什么？这里借用白馥兰的一段话：“现代社会环境中的手工业并非昨天的遗留物，而应将其视为工业化技术共存的国家生产模式的二元结构要素之一，是与当今处于支配性地位的现代工业化技术具有完全平等地位的一种价值观体系，手工业从来都是嵌入这个价值体系中的，始终都是这个体系中的二元共处对象。”此点我深表同意。我们应将技术、文化与可持续社会建设做整体思考，这是教材、教学和人才培养背后的实质性目标。
（本文原刊于《科学新闻》2017年第11期）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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