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史书记载，截发是西域男性胡人之常见发式。《魏书·西域传·康国》载:“丈夫剪发，锦袍。”《大唐西域记》说象主之国，“断发长髭”，黑岭已来，“断发裂裳”。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载罽宾、犯引、吐火罗、波斯、大食以及安、曹、史、石骡、米、康诸国，“此等胡国，并剪鬓发”。狐魅故事中记载的“截发”现象反映了西域发式开始流入中土时所引起的惊异之感。

 

　　（四）“畏狗”与胡人葬俗

 

　　在狐精故事中，狐如果以男性形象示人，最常见的形象通常是一老者，并通常具有畏狗的特征。《广记》卷第四百四十七“习凿齿”条（出《渚宫故事》）云:“晋习凿齿为桓温主簿，从温出猎。时大雪，于临江城西，见草雪上气出。觉有物，射之，应弦死。往取之，乃老雄狐，脚上带绛缯香囊。”男性狐怪多老者形象，显然与西域胡人多须髯、面相苍老有关。至于佩带香囊表明当时许多西域贾胡从事香料买卖有关。胡人之畏狗，则与他们的葬俗有关。

 

　　以康国为例，唐杜佑《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三《边防·康居》引韦节《西番记》曰:“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可见康国等西域国家流行弃尸饲狗、收骨埋殡之俗。《旧唐书》卷第一百一十二《李暠传》:“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殓，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犯，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岑仲勉先生认为:“此实袄教之习俗，所谓黄坑，西人称曰无言台。”祆教是古代流行于波斯及中亚等地的宗教，中国史称祆教或拜火教。蔡鸿生先生认为此乃天竺古法，为印度式野葬。所以，见狗即被视为不祥，这或许是狐精畏狗这一特征的文化来源。

 

　　（五）狐精姓氏与胡人改姓

 

　　在狐精故事中，狐精采用的姓氏也反映出其出自胡人的线索。狐精多采用胡作为姓氏，当然也有采用其他姓氏的。如《广记》卷第四百五十“唐参军”条（出《广异记》）中有个狐男这样说：“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之狐，姓白姓康。”

 

　　胡人改姓汉姓，也是他们逐渐汉化的过程。唐朝时期，成千上万的胡人涌入唐帝国，和汉家女子成婚，定居中国改汉姓。来自康居者以康为氏，安国者以安为氏，月支者以支为氏，曹国者以曹为氏，鄯善者以鄯为氏，这是以原所在国为姓氏者。此外，龟兹人姓白，焉耆人姓龙，疏勒人姓裴，于阗人姓尉迟。西域胡人始入中华虽用汉姓，但其名字往往仍留西域痕迹，至下一代则姓名始俱华化。如裴沙字钵罗，中唐时入唐，嗣子名祥；裴玢五世祖名纠，至玢当已华化，故名为玢。安朏汉以贞观时入唐，子附国当属赐名，附国子思祇、思恭；安波主子恩顺，则姓名俱华化矣。

 

　　“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之狐，姓白姓康。”这一俗语暗示“千年之狐”（来华已久的胡人）已具有纯中国化的姓氏，而“五百年之狐”（来华不不久的胡人）的姓氏则仍带有胡人的气息，狐狸人格化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胡人汉化的程度。

 

　　（六）“狐书”与胡人文字

 

　　在狐精故事中，狐所读之书往往为汉人所不识之文字或不懂之经籍。《广记》卷第四百五十四“张简栖”条写南阳人张简栖在墓穴中发现有个狐狸在看书，他从洞穴中偷得一书，书的装订方式、纸张、用墨都与人间书籍无异，但文字“皆狐书，不可识”。《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三“王生”条（出《灵怪录》）记录了杭州王生捡得野狐所遗之书，同样是“文字类梵书而莫究识”。《广记》卷第四百四十九“林景玄”条（出《宣室志》）讲到，京兆人林景玄打猎途中在墓穴看到一个老头穿着白衣服，胡子白且长，手里拿着一轴书。林景玄把墓穴毁了，老头变成一只老狐狸，林就把狐狸射死了。看看那轴书，“点画甚异，似梵书而非梵字”，用白绢做成，长仅数十尺。这类“似梵书而非梵字”，汉人不识之文字，很可能就是是粟特文之类的波斯系统文字。

 

　　又如《玄怪录》“狐诵通天经”条:“裴仲元家鄠北，因逐兔入大冢，有狐凭棺读书。仲元搏之不中，取书以归，字不可认识。忽有胡秀才请见，曰行周，乃凭棺读书者。裴曰:‘何书也?’曰:‘《通天经》，非人间所习。足下诚无所用，愿奉百金赎之。’”汉人不可认识之《通天经》，疑是袄教、摩尼教之类的西域宗教经籍。

 

　　类似例子尚有《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一“孙甑生”条（出《广异记》），其曰:“唐道士孙甑生……见狐数十枚读书，有一老狐当中坐，迭以传授。甑生直入，夺得其书而还。明日，有十余人持金帛诣门求赎，甑生不与。人云:‘君得此，亦不能解用之，若写一本见还，当以口诀相授。'甑生竟传其法，为世术士。”老狐所传之书为唐人孙甑生所不解，应该也是以西域文字书写的经籍。

 

　　许多故事中提到狐所读的天书文字似梵文，且多为人所不识，这与当时大量西域佛经传入中土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

 

　　（七）狐精形象与佛教

 

　　唐代佛教的盛行，强化了狐狸与胡人之间的关系。玄宗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位印度密宗大师先后来到中国弘扬密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三大士”。

 

　　密教以咒术、占卜、医药为主要手段，在翻译的密宗文献中，经常出现“狐魅”的字眼，这些文献将狐魅、山魈和恶鬼并列，认为这些是致病的主因。在密教中，狐魅指的是一个被大日如来佛制服的恶魔狮空行母（吒枳尼真天）。在日本，吒枳尼真天被描绘成一个骑在白狐身上的女神。

 

　　相较于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等佛教教派，密教因与外族僧人关系密切，故胡人意味更浓一些。玄宗经常鼓励印度密教法师与中国道士当庭竞技，由此凸显道教的中土之源与密教的异域之根，强化胡人与这个佛教教派的关联。

 

　　在唐代与佛道有关的故事中，狐精还常以佛陀、菩萨或胡僧的面貌出现，暗示出胡僧和狐精的身份在一些情况下可以互换。在《广记》卷第四百四十八“叶法善”条（出《纪闻》）记载，一个出身名族的人其家中女眷二十余人被一婆罗门僧人引导着进入催眠状态，她们虔诚地跟随在胡僧之后，齐声念佛，进行佛教仪式。此人遂赶忙求助当时的著名道士叶法善，叶法善称该婆罗门僧乃天狐，“能与天通，斥之则已，杀之不可”，于是送给他一道符。他用那道符唤醒女眷，并将胡僧捆绑起来交给叶法善。惧怕于法师高强的法力，胡僧弃袈裟于地，现出狐狸原形。鞭打数百下后，法善将袈裟还给他，遂恢复婆罗门僧形貌，被放逐千里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