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学科

 

　　安娜诺斯特（Anagnost，1997）呈现出主题公园如何在实体及概念的空间再造（recreate）国家，也从公园、纪念碑以及不同阶段的革命与改革时期公共空间的雕刻作品，分析革命传统如何藉由公共空间与公共艺术展演。革命艰困时期的历史也同样在怀旧中被消费，群众可以在刻意装修为小农舍，但用餐消费所费不赀的餐馆里感受下乡知青的生活，更可以从革命纪念馆的展示，感受建党、建国，或革命斗争史。人们还可以实际接触店铺和市场贩卖的毛泽东徽章、“文革”时期明信片和月历等价格逐年攀升的革命商品（Hubbert，1999）。

 

　　20世纪初期分列在中国社会两个极端的革命与传统，在当代国家形构和商品经济的驱动下，又巧妙地结合为一，而革命也在现代性论述当中找到了新出口。当然，对于不同世代而言，革命传统具有相当不同的意义。经历新中国成立及“文革”阶段的世代，革命文化虽然遥远，但却是无法抹灭的记忆，更是现实生活中同一世代人群藉以凝聚的怀旧情感。对后革命世代而言，革命文化仅存在祖辈或父辈的生活话语或来自媒体的想象，唯一可以实际接触的是革命陈列馆或商店贩卖的革命文物，革命文化透过怀旧与商业操作成为消费和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些都与个体生命史及生活经验相关。

 

　　四、生命史与流动的生活经验

 

　　中国社会本身对于后革命时期，因为集体组织和道德的崩解，引发个体迷惘与苦闷的讨论远较外界想象来得早。《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刊出了一篇署名“潘晓”的读者来函《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当年23岁的潘晓自述童年时期对党以及党塑造的共产主义新人的高度向往，“文革”时期对于社会现实与书本描绘共产主义的差异，直到“文革”结束后，对过去崇高道德理念的幻灭，甚至“想起来又是多么的可笑”。事实上，潘晓自述后革命时期感受到的失落和理想的幻灭，代表改革开放初期青年人的共同心声。《中国青年》当年5月至8月的发行量高达390万份，更有超过6万封读者来函，共同话题都是对“文革”的反思，从集体到个体的矛盾。⑧

 

　　中国研究学者自然不会忽略社会重大变革下的个体，也纷纷透过个人生命史、生活经验，探讨中国近代发展史。华琛（Watson，1994）等人类学和历史学者也关注到中国、苏联、东欧、蒙古，过去及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1980年以来涓涓渗出的非官方历史，家庭或公共建筑等纪念空间如何被国家赋予意义。这些学者不约而同以斯科特（Scott，1990）的隐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诠释民间对统治阶层隐性或微弱的响应，其中也包括对于官方建构的各类文本及“历史”的异议。例如，毕克伟（Pickowicz，1994：127-148）从农村知识分子反历史文类，探讨普通农民透过个人生命经验书写的民间历史。其次则是关于年长者共有的革命记忆，例如从“诉苦”出发，探讨革命时代的身体、阶级、暴力经验（Anagnost，1997：127-148）。舒衡哲（Schwarcz，1996：119-148）曾指出，“诉苦”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早在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期间，个体表述自我痛苦已经具有独特的社会目的，成为道德实践。舒衡哲的观点没有太大的问题，重点是集体时代的“忆苦思甜”确实是以往未曾出现的，由官方鼓励群众回忆无论来自真实日常生活经验或想象的苦难。在当前的社会氛围中，“诉苦”经验已经成为经历革命世代的共同回忆，在调侃戏谑“忆苦思甜”活动以外，“诉苦”更重要的意义则是对于革命苦难的表述。

 

　　除了个人生命史反映出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的人际关系纠葛，平行或上下不同世代的记忆及生活经验，也成为中国研究相当重要的方法或视野，从人口统计学发展出的代群分析（cohort analysis）理论，被广泛运用于集体记忆、性别认同、世代差异等研究。人口统计学的代群是指大约同时出生的人群，运用在社会学和社会史的时候，通常结合了历史世代的概念，也就是某世代人群在共享的历史时刻所锻造的群体认同。关键是探讨个体的自我意识如何成为一个团体认同，面对同一类生命际遇时，他们如何与不同世代呈现出相当不同的表现，这个团体的形成受到相当程度的集体认同形塑，建立在共享的知识、经验和生活感之上（Rosaldo，1980：111）。

 

　　罗丽沙（Rofel，1999）以杭州丝织厂女工为讨论对象，同样运用类似代群分析方法，探讨同一工作场域中，三个不同世代女工如何在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影响下，形塑出不同的性别认同。工厂内最早的世代是革命建国时期进入工厂的女工，自我认同为经由共产革命，从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桎梏中被解放出来的女性，因此主要藉由工作表现建构认同。“文革”时期进入工厂的女工没有经历工作场域性别差异的时代，他们被罗丽沙定义为充满渴望（yearning）和抗拒的世代，因为他们在“文革”时期被剥夺了教育机会，对权威充满了反抗精神，也经常和上一世代的女工争权。后毛泽东时代的妇女生活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他们未曾接触革命与阶级斗争，关心的不是工作和劳动，而是自我身体、婚姻和家庭，生命最终归宿还是以生儿育女为依归，似乎又回到革命前男主外女主内的时代。

 

　　除去记忆理论与学术分析下的传统，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宗族不断恢复与创造传统的例子，部分宗族更透过连结外县、外省，甚至海外同宗重新探访祖先迁徙的路径，或是相互采借所谓正统的仪式。表面上，这些例子或许千差万别，但是从组织结构和活动，例如宗族组织名称、成员排序、族谱编排、活动动员模式等还是可以明显看到革命传统对个体及日常生活的浸染和渗透。在经济发展浪潮下，人类学者越来越集中改革论述和市场经济如何影响当代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但对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影响的革命文化的浸染和渗透，却缺乏相应的讨论。萧凤霞（Siu，2006：389-392）认为，中国人民生活在三种现实主义里，也在其中追求自我理想。第一种是徘徊踌躇且逐渐褪色的社会主义，第二种是最适者生存，但尚未完全衔接的资本主义，第三种是所谓发展的现实主义，强调现代性及民族主义价值。中国目前正处于带着历史包袱快速前进的时代，城市的暴发户、贪婪的官员、拥入城市的农民工与妇女身处社会主义部分解体、充满不确定感的时刻，在背负着历史包袱的状态下，汲汲营营找寻出路。

 

　　对于革命世代而言，这种不确定感导致了信仰幻灭，以及对于现实生活的怀疑和抗拒，而另一个极端则是彻底投入市场消费的洪流，如同赵文词（Madsen，1998）研究天津城内，来自同一地区具有极为类似背景、比邻而居的两位70岁老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反映出个体在背负大时代历史包袱，却又必须面对高度经济发展带来的矛盾。刘忻（Liu，2002）以改革开放后广西高科技产业发展为背景，叙述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家、地方官员，以及欢场女子之间的互动更突显出当代中国城市的权力、物欲纠结。刘忻的研究没有以结构或制度探讨中国市场转型，而是透过日常生活叙事（epic），探讨时间、自我以及集体特征。企业经理人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勇于尝试且善于支配；地方官员手握权力，积极寻求物欲及肉体的满足；欢场女子居于前两者中介，在神通广大的企业主庇护下，出卖身体取得财富。透过这三种角色的叙事结构，展现出改革开放后城市生活的性别、自我、传统道德的转换。

 

　　萧凤霞的三种现实主义讨论了当代中国生活面对的矛盾以及历史包袱，刘忻则是以传统、革命、后革命分析中国目前的三种时间向度：革命前着重道德，祖先祭祀的时间；毛泽东时代着重集体，追求未来乌托邦式现代性的时间；开放后以金钱和市场为导向，万物皆可消费，再加上权力与物欲的纠结，导致社会生活充满疏离和流离状态，因此不可能建构出“我们”：一个集体目标或社群共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