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学科

 

　　村落变迁研究中，除了早期赵文词（Madsen，1984）等人的广东陈村，乔治拉夫（Ruf，1998）的四川眉山桥楼村民族志同样具有相当的历史向度，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形成的聚落样貌。乔治拉夫追溯20世纪移入村落居民的历史，以及该地如何从一个完全没有社区共同元素的地方，到政权建立以后的行政结构区划，建构出今日的行政村，地方干部也成为新的地方菁英。如同黄树民等人描述的地方干部，改革开放后的桥楼村干部的权力来源，必须透过掌握集体企业财产，但在历经各种政治运动后，桥楼村的阶层还是以亲属为基础，个人权力同样必须来自血亲、姻亲的连结。乔治拉夫以个人和家庭为分析焦点，透过生活经济视野，探讨家庭生活以及社会变迁下的因应策略、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如何操弄这些关系，而“关系”反映的人群网络则是当代中国研究的另一个核心。

 

　　改革开放前，尤其“大跃进”时期生活物质匮乏，法律制度不完善，一直到开放后从商业网络获取利益的需求，都使得关系网络成为每一个个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领域。因此，许多学者也从礼物经济、交换理论探讨当代中国社会的“关系”（Yang，1994；Yan，1996；Kipnis，1997），改革开放后的商业网络运作逻辑，更使得关系成为相当重要的资源（Liu，2002）。礼物交换行为当然不是现代的产物，但是杨美惠将关系放在地方知识体系脉络下探讨，提出未曾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文辞典，也未在中国以外的华人社会出现的“关系学”，引起下文讨论，90年代以来透过各种理论探讨革命及后革命时期的社会关系。杨美惠从历史变迁追踪关系学文化：革命年代的“关系”是操弄僵硬科层体制的方式，开放之后，关系又被重新应用在更复杂的社会网络结构中，透过福柯（Michel Foucauld）的后现代话语理论（discourse theory）分析以往心理学家所着重，中国社会的人情、面子之外，透过日常生活当中的礼物流动与人际网络的建立，探讨个体与个体、与单位、国家建立关系网络的基本结构与内涵，将关系的艺术视为观察民间发展的重要领域。

 

　　阎云翔（Yan，1996）同样以关系研究为主轴，但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为基础，探讨黑龙江下岬村的礼物交换研究，着重比较不同文化体系的礼物交换内涵，论述田野笔记详细记录的礼物交换过程、路径及性质如同社会地图（social map），藉此追溯超越时间和村落边界仪式化的礼物交换。基普尼斯（Andrew B.Kipnis）的山东邹平冯家村研究加入了杨美惠和阎云翔探讨人际网络里情绪和伦理以外的“感情”，用来增进关系的礼貌言谈、合宜的行为表现。如1949年以前，地主在贫农墓前磕头是一种稳固关系的表现，但“文革”期间禁止此类行为，是为了不允许跨越阶级关系。事实上，在土地革命时期，解放区地方政权即试图以阶级取代传统宗族等社会结构，但阶级情感的操弄却在原有社会结构下产生了新的关系网络。基普尼斯（Kipnis，1997：125-126）讨论农村生产队成员超过宗族或亲属的关系，也探讨村民日常生活实践和乡民次文化，延伸至超村落领域，以及连结到城市与企业的关系。他运用布迪厄和福柯的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概念，认为关系是一种建立主体（subject-making）的过程，冯家村民正是透过无止尽的礼物交换建构自我主体性，提出与其他探讨关系网络学者最为不同的观点。

 

　　近代知识分子赋予乡土落后的标志，以及50年代由于制度导致城乡区隔，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趋缓。制度的相对宽松和就业机会吸引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因为户口问题所导致诸如子女教育等问题的重重限制，仍旧将农民与原乡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所谓的“三农”问题虽然受到中央重视，但城乡意识形态的隔膜却不是政策所能消融的。居民和村民不仅有生活条件的差别，更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居民对涌入城市的村民只给予类似“乡下人”或“农民工”等标签，至于他们来自哪一个省县，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四散城市各角落的农民，也成为都市化过程的新地景。⑤移民在城市经常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和歧视，被认为是素质低落的人群，或成为城市犯罪率增加的代罪羔羊（Zhang，2001；Anagnost，1997：122-125）。国家政策是导致城市居民排外心态的原因之一，使得城市内的农村移民成为牺牲者（Zhang，2001）。

 

　　农民在经济自主性相对提高的条件下，由下而上对决策的影响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部分学者讨论农民自主意识，追溯到包产到户过程农民扮演主动积极的角色，以及在非官方场合发挥隐性的影响（Kelliher，1992；Zhou，1996），但后毛泽东时期因为经济来源不完全仰赖集体，或许才是农民自主性得以建立的关键。古学斌（Ku，2003）的广东梅县古村研究，采取新马克思主义观点（Neo-Marxism），认为权力不是零合模式，没有永远被宰制的一方，着重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无言的抗拒，以及村民话语力量与国家政策的角力，政策宽松之后，文化传统又进入日常生活，农民也不是受宰制者或权力下的牺牲者。许多新制度，例如经济作物的推广也是藉由基层农民的成功经验，促使地方政府推动改革。

 

　　如果以传统的“回归”、“复兴”，或是以当前饱受批判的国家—gongm**框架，分析三十年间文化改造的成功或失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现实面向的基本问题是文化生产影响中国农民自我认同，如古塔（Gupta，1998：9）所谓，低度发展也是认同的一种形式，同时形成自我的感知。当前绝大多数农民生活已经深深被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条件形塑，对现实生活中的城乡差异更感到无力。刘忻（Liu，2000）探讨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赵家河村民日常生活经验和展演，更能明显感受到当代农民的自我意象形构，赵家河村民经常以“山里人”描绘自我，而背后的意涵则是“落后、死脑筋”。“贫困地区”成为现代化过程的阴影，农民成为现代化过程中被创造出的来“落后他者”，正如民国初年被视为现代化过程的“绊脚石”。改革开放对广大“落后他者”，如赵家河村民来说，并无完全正面意义，尤其党支部或村委会能效能逐渐弱化，对于涉及村落公共事务的处理，更缺乏以往效能。这些都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弱势群体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强调资源公平分配，相较之下是经济“阶级”、城乡差别不大的年代。对历经革命的世代而言，城市为农村带来就业机会，也导致道德崩坏，如传统孝道的危机，以及逐渐被腐蚀的革命时期的两性纯真情感（Yan，2003）。

 

　　不容讳言，当代中国农村范围正急遽缩小，主要原因包括城市腹地不断扩大，以及农村城镇化产生了城乡融合区域（desalotas），再加上农村人口从事非农业生产，则使得城乡差距由改革开放前的绝对隔离到目前似乎有逐渐缩小的趋势。然而，当代农村面貌的改变虽然有部分来自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基础建设，但绝大多数还是来自城市农民的打工收入，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以及乡镇城市化，是否使得过去泾渭分明的城市与乡村逐渐模糊（Siu，2002），或许有待进一步思考。人类学者关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职业、时间组织、生活形态的改变，而这些也都是乡镇城市化的重要指标（Guldin，1997；Zhou&Guo，1997）。

 

　　大批农民工在大型城市形成移民社区，这些移民如同过去一样，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区域移动到各个大城市，从事职业也与原居地乡邻或亲友形成高度连结（Zhang，2001）。刘忻（Liu，2000）探讨了城市流动农民日常生活实践，提醒我们这些流动人口不全然都处于社会底层。张鹂（Zhang，2001）也描述了移民企业家菁英，以及运用复杂社区结构和社会网络而兴起的小规模制造业中产阶级。张鹂研究北京最大的移民据点——浙江村，探讨在北京的温州劳工以及“移民企业家”，相较于其他纯粹出卖劳力的农民，浙江村温州移民有很多是小企业主，他们扮演移民与政府体系的中介，与来自同一地区的劳工之间形成恩庇（patron-client）关系，同时也与来自不同地区的农民工移民透过关系，或相互协助形成城市内的移民网络。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