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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日活动的组织与动因变化:以关帝圣诞节庆为例
明清两代北京内城碑刻共同记载的民俗活动中，五月十三日庆祝关帝圣诞是比较重要的一种。对这一天的民俗活动，《帝京景物略》中记载明代风俗云:“(五月)十三日，进刀马于关帝庙，刀以铁，其重以八十斤，纸马高二丈，鞍鞯绣文，辔衔金色，旗鼓头踏导之。”[1]《帝京岁时纪胜》记乾隆时期情况:“岁之五月十三日为单刀会，是日多雨，谓天赐磨刀水云。殿祀精严，朱楹黄覆，绮槛金龛……”[2]，具体内容虽有不同，但也能看出主要节日活动是为关帝进金色纸马，并有酬神表演之举。
从碑刻记载来看，明代北京内城庆贺关帝圣诞的节日地点，主要是正阳门关帝庙和西皇城根白马关帝庙，其中白马关帝庙中的两通《关王庙义会碑》，记载民俗活动情况最为详细。嘉靖三十一年(1552)，工部文思院副使常友，约会同僚，率领善众，进冠献烛，共庆圣诞，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立碑为记，碑阴所记题名中，有锦衣卫、工部、御马监、金乌左卫掌印等多名官员[3]。但常友所记载的关王庙义会并非唯一一档在关帝庙中活动的香会。嘉靖三十八年(1559)《关王庙义会碑》中记载，乾清宫近侍内官监掌监事太监袁亨与另外五人组成义会，集合信众，每年关帝圣诞日进献冠袍、修设斋醮，时间已经持续三年[4]。两档香会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明显的，它们都以官职人员(官僚或太监)为首和主要力量，有一些“会首”虽然没有官职，似乎是普通民众，但并不在民俗活动中起主导作用。这样的情况在明碑中并不罕见，事实上，北京内城碑刻中所记载的明代社会组织，几乎全是以官职人员为首，其中大部分甚至全由官僚或太监组成[5]。
进入清代以后，白马关帝庙仍然是五月十三关帝圣诞的重要节日场所，但其他一些关帝庙也开始集结香会，形成声势浩大的庆典，其中，新街口五圣庙便是代表。前文曾经提及，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五圣庙中有北京内城最早一通记载商号题名的碑刻。事实上，五圣庙是新街口晓市商人们的祭祀圣地，商人们不断在此修庙立碑，形成了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商人组织。
五圣庙，坐落于今天新街口北大街94号，至今仍有三间正殿尚存。它的始建时间不详，清乾隆十八年(1753)的《五圣庙碑》中称其为“古刹”，说它“不知始自何年”[6]。由于“附近商民”受神灵之福，1753年时，有130多名商铺和市民捐资贡献，重整庙貌，并立碑为记。六年后，由于庙内娘娘殿尚未整修，“栋宇摧颓、墙垣倾圮”，于是附近士商再次捐资，重修了娘娘殿与娘娘神像[7]。大约正是在这段时间，这些重修寺庙的商人市民们形成固定的社会组织，每年五月十三日均在庙内献戏一台，恭庆伏魔大帝单刀圣会。这一惯例延续了十数年，到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时，会中人等考虑到每年聚会演戏之时正值盛夏时节，众人辐辏聚集，感觉寺庙地面窄浅。于是决定购买庙后空地闲房，贡献庙中，一来用作延僧住持之所，二来专门作为年例献戏之场。[8]从碑文中看，此次修庙也由首倡者或会首组织，但惜其碑阴泐甚，原有大约150个左右题名，只能隐约辨认出不到30个，会首之名也无从考证。又过了二十年，即乾隆五十九年(1794)时，寺庙再次呈现颓废之态，但五月十三日酬神演戏的活动却从未中止。是年，由于庙内旗杆被风吹断，以李绍莘为首的约90余位商民信众们再次捐资，重修了两层大殿、新建了庙房，维修了庙后戏场的围墙。[9]到了道光元年(1821)，由于庙房又再次倒塌，以德兴号、天顺号等六家商铺为会首的近百家商铺又修庙立碑、金装佛像，并且在庙西新买民房三间，专门对外租赁，以添补庙内香灯之费。[10]这一系列碑刻表明，18世纪时关帝圣诞日的活动，与明代相比有很多相似点，例如都有为关帝献刀马之举，也都以香会为民俗的主要承担者。但明清两代关王义会的差异也是相当明显的，如果说明代关王义会以官僚(含官员与太监)为主导的话，18世纪后成立的五圣庙关王会则是不折不扣的商人组织，它的特点有如下一些:
其一，这一组织以“伏魔大帝单刀圣会”的年度盛典为标志，以晓市的定期市场为基础，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行会”，而完全是由于同在新街口出商而形成的。
如前所述，伏魔大帝单刀圣会大约开始于乾隆二十年左右，至少一直持续了约七十年，即直到道光元年，会址就在五圣庙内。参加此聚会演戏的成员，据《娘娘殿碑》说是“附近士商以洎远来贸易者”，而乾隆三十九年《五圣庙碑》中特意强调了他们是“晓市”市民。仔细分析碑阴题名能发现，将这些商人市民聚合在一起的，是同在晓市出摊经商的类“地缘”性关系，而不是同行或者同业关系。这一结论的得出，与以下两个事实相关。
五通碑中的商号，其经营业务涉及不同行业，说明它不是同行性质的组织。虽然碑阴题名中仅有极少数能从名称上判断出其经营性质，如1759年的裕恒当(当铺)、“福食轩”(酒店或饭铺)、1774年的“和顺当”(当铺)、1794年的“棚高”(棚铺)，以及1821年的“昌顺当”、“兴顺刀铺”、“源盛酒店”、“兴隆酒店”等。但比对19世纪成书的《都门纪略》[11]，我们还能找到曾出现在五圣庙碑上的鹤年堂(药店)、兴顺号(油衣帽铺)、通和号(嫁妆铺)、天成号(丝线带铺)、天兴号(冰糖葫芦)、和顺号(白肉馆)等商号。考虑到《都门纪略》所记都是当时的京城名店，重名的可能性并不大。而它们经营范围差别甚大，与其说是彼此之间有商业合作，不如说是因为同在晓市经营而相互联系。
新街口晓市是定期而不是长期性的市场，来此经营的商家平日分散各处，联系不多，只有市集和庆典时才聚会一处。历通碑刻中都称捐资者有两种来源:附近商民和远来贸易者，通过检阅商号名录也能发现，我们能判断铺址的商铺中，位于新街口地区的只是少数。目前我找到的只有通和号嫁妆铺一家，它原址在西直门内大街西口路北，实际就是五圣庙对面。另有天兴号糖葫芦铺，它没有固定商址，每逢庙会之期在东西两庙内出摊。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碑上题名的商铺都来自远处，很有可能是附近其余大量商号只是籍籍无名，故《都门纪略》中没有记载。已知商铺的原址很多在前门附近，例如鹤年堂原址在前门外长巷头条、兴顺号油衣帽铺在前门兵部街东、天成号丝线铺在前门棋盘街。外城商号也参与新街口晓市商民的祭祀组织，这至少证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十八世纪时新街口地区已是相当繁华的商业区，吸引了大量外城商户前来贸易，内城旗人与外城民人之间有不少经济往来。(事实上，1753和1821年的碑刻中都有旗人题名，前者如福格、博伦岱、萨尔必、托诺等近十位，后者有前清门[12]内大臣管四旗都统讳阿彦托克托为商人们撰碑);二是它们来新街口是临时性的，故而未设分号，仍以本号名称参与捐资与祭祀。
其二，伏魔大帝单刀圣会作为晓市商人们的年度性庆典，其内部既有连续性又有分化。
虽然我们不知道伏魔大帝单刀圣会的确切开始时间，但1753年的修庙事件，无疑是它成立的重要契机，因为这通碑中出现的名字，很多再次出现在以后的碑刻中，这证明了捐资人群体的连续性。比较1753年的《五圣庙碑》与1759年的《娘娘殿碑》，有三和居、荣升号等11家商铺的名字相同，1774年的《五圣庙碑》虽然漫漶了100多个名字，但在仅有的不到30个题名中，仍有永兴号和生顺号两个名字曾经出现在前两通碑里。但是在1794年和1821年的《五圣庙碑》中，捐资人似乎出现了分化。首先，1794年和1821年的捐资人分别都有近百名，但只有永顺号和三和居两个商号有重复，换句话说，这相隔不到20年的两通碑，似乎是由两个彼此联系不多的捐资人群体刻立的。但是，这两通碑的题名却都与1753和1759年的捐资人存在连续性，其中，1794年的商号中有4家曾经出现在1753年的碑上，有7家曾经出现在1759年的碑上。而1821年的商号中有7家出现在1753年的碑上，有3家出现在1759年的碑上。如此，我们是否可以猜测，1753和1759年的两次修庙事件，奠定了伏魔大帝单刀圣会的组织基础，但在随后的岁月中，北晓市各家商号也形成了内部小群体，它们虽然都以五圣庙为祭祀圣地，但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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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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