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当然，面临这一困境的并非中国一家，非西方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这一趋势的影响。韩国、日本之所以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积极促成“非遗”保护工作，很大程度上与其本国在现代化以及全球化过程中日益突显的民族传统文化危机感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便成为了“非遗”保护出台的基本背景。虽然三套集成提出的历史背景，与“非遗”保护不尽相同，但是对于民间文化保护的迫切愿望，留存民族文化根脉的使命感却是共通的，这也为“非遗”工作在“后集成时代”的“无缝”转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2、三套集成的编纂，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和丰富的资料准备。为了推动三套集成工作迅速、规范地展开，全国成立了完备的组织结构：“成立三套集成的总编委会，由周扬同志任总主编。以下分别成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编委会、中国歌谣集成编委会、中国谚语集成编委会。总编委会下设一个办公室，处理三套集成的日常事务。各省、市、自治区分别成立各套集成的分编委会，负责本省、市、自治区分卷的编辑工作；各分卷的主编、副主编、编委会由各省、市、自治区确定后报总编委会批准。省、市、自治区成立三套集成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根据这一部署，全国各地立即行动起来，搭建起完备的组织架构，并聚集起一大批民间文艺专家和各地民间文学爱好者、搜集者，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地毯式普查，几乎每个县都在县委宣传部的领导下进行了民间文学普查。为了保证搜集编撰过程的“科学性、代表性和全面性”，还分期分批组织了培训班，以求做到“忠实记录、慎重整理”。

 

　　在此过程中，共有200万人参加采录，很多在实践中积累了经验、逐渐成长起来的研究人员，在“非遗”工作开始后，又很顺利地投入到了新的工作平台中去。“集成时代”留下的组织机构，也相应地转换成了“非遗”的管理机构，为这一新工作的进行提供了组织保证。普查采录阶段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发现了大量的传统民歌形式、和民间故事家、歌手和谚语篓子。以歌谣为例，在第一批“非遗”名录中，“花儿”、“刘三姐歌谣”、“吴歌”、“薅草锣鼓”等一大批民歌民谣，皆是在三套集成的普查过程中重现生机的，这些都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3、三套集成编纂过程中，指导思想的解放，为“非遗”保护打下了思想基础。在建国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左”的思想对于学术研究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除了大跃进民歌、反帝反封建的口头文学（如长工斗地主的故事）等民间文学因为能够为政治所用而受到关注以外，民俗学的规划并没有付诸实施，反而是民间文学的研究机构和大学课程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取消了。”为此，钟敬文先生曾将编纂“集成”的意义概括为“三个需要”，其中第一个即是“认识民族历史的需要”，他说：“我们的祖先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创作了许多强化生活、服务生活的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祖宗遗产，我们实在应大力加以保存、整理并科学地认识它的意义，感性地领悟它的优美的必要……另一方面，也是在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情感。”这一说法的提出，对于之前学术研究中“政治挂帅”的指导思想，是一个重大的纠正，明确了客观对待历史、对待文化，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态度。

 

　　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第二次集成工作会议上，刘锡诚更是明确提出要排除长期“左”的思想的干扰，他指出：“民间文学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生活的产物，其内容体现着一定时代、一定范围的人民群众的思想观点，我们的任务是把它们搜集起来，加以研究，对其中优秀者，加以推广光大，而不是用我们今天的观点去修改它。任何离开唯物史观的思想和做法，都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回过头来看看我们35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的。”他说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而在今天看来不道德的、不合理的事物，在当时看来却是合理的、合乎道德的。这样看问题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我们用资本主义社会里妓院的眼光去看待民间文学里描写的原始状态，当然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就出现了随意乱改（民间文学作品）的现象。明明是兄妹婚姻，偏要改成不是兄妹婚姻，这就使历史变得面目全非了。我们不能这样做，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如果我们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的民间文学事业将会走上歧途。”因此，对于入选作品中含有“鬼神、宿命、因果报应等的因素，只要作品确属民间流传而且整体倾向无害，并且有民间文学艺术特色的，也应当予以选录”。正是在此思想指引下，一度消声匿迹的“花儿会”、“薅草锣鼓”等民歌演唱活动，重新付出了水面，各种民俗活动获得了复苏和新生。亦为日后在“非遗”保护工作中进一步解放思想，打好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