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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话语的特征
在L市最常见的一个占卜方法是六爻（铜钱卦），当地人称占课。占课在L市区人气最旺的一个门市，挂着城西“某某文化公司”的招牌。每日仅上午上门来咨询的顾客就可达二三十人，来客常要排队等候。该门市的主理人程老师，每日坐在办公桌后面接待络绎不绝的客人。其办公工具只有一本万年历，一支笔，一个记录本，三枚铜钱一口盅。作为咨询类服务，程老师必须靠“说话”谋生。多数时候他面带微笑，颇有耐心的跟来客解释占卜结果，提供指导建议。门庭若市的缘由之一无疑是程老师朴实亲和的待人及语言风格，所以他展露厉色的时候显得不寻常。笔者发现，程老师几次对顾客发脾气都是在和顾客争辩“做人”的道理上，要求顾客遵守社会角色的要求，而非追求个人权益的伸张。例如，一位年轻女性前来占卜，在汇报自己家庭遇到不利情况时流露出对父母的不满，抱怨不迭。程老师厉声说道：“不能对老的这样。俗话说‘老的无过天无过’。等你到了他们的岁数，你也会跟他们一样。告诉他们我占课的结果，过一个月情况就会变好。”在其他华人社会关于占卜的民族志文献中，有类似现象：当涉及代际关系、夫妻关系，占卜师常要求顾客在对父母和配偶提要求之前反思自己(凌坤祯，1993)。本土占卜的道德劝诫中有鲜明的社群主义色彩。这种观点认为人在关系中达成自我，占卜师所倡导的解决之道也是儒释道所推崇的内省自查。
对社会关系与社会角色的优先考量还体现于，当占卜结果会损伤社会关系时，有些占卜师不惜隐瞒或修改真实的占卜结果。例如，当代中国社会离婚率攀升，夫妻关系的咨询成为常见占卜动机。我访问的很多占卜师本着“劝合不劝离”的原则来适当表达占卜结果。他们不鼓励个人以解除婚约来追求个人幸福，如果占卜结果显示两人不合适在一起，也只是提醒顾客注意，避免直言相告。例如，L市的陆老师认为，“对于想离婚的人，不能拆散他们的婚姻。为孩子着想，为整个家庭着想。单亲家庭的孩子总是缺少关爱。”一些占卜师也忧虑拆婚、占算胎儿性别后人工流产会让自己遭报应，关于报应后文会有相应探讨。
在占卜师的实务语言里，我们还发现夹杂着“修行”“因果”“报应”等佛教用语。相应的，L市的占卜门店里，常见佛教造像，很多占卜师自称为佛教徒。历史上僧侣阶层也曾活跃于占卜，但实际上佛教主流思想并不鼓励占卜，对“命运”有更为超越性的观点。大量民间本土佛教的信众不排斥占卜甚至可谓占卜常客。L市的女占卜师赵老师就是一位积极的本土佛教徒。她的占卜咨询店面里垛有大量的佛经善书等由她和其他信众集资印刷分发。采访赵老师时，她正筹划在老家建一个佛堂。赵老师宣称，“研究易经的人，必须和佛学结合在一起，学会怎样度人，善待人生。”她在访谈中喜欢提及她“度人”的案例：“前两天指点了一个物流的人，带着钱要潜逃。我测卦跟他说，你最近要犯案子。卦象是小鬼偷钱。他一听就紧张了。我说你不能用金钱摆平，抓紧借钱还上。男子汉大丈夫要有担当。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一切都是因果的事。说了这个道理能让很多人觉悟，以善为本。”赵老师在占卜实务中认识到很多顾客的问题出在“心”上，并相信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进行佛学改造。好的心态有了，环境就变化了。相有心生，命有心造。”她常援引《了凡四训》里信佛行善而改变命数的故事来宣传佛教。比如她劝解一位前来咨询婚姻问题的妇女去看《了凡四训》的讲座碟片，去修佛。这个妇女后来告诉笔者自己“很感激赵姐的帮助”，修佛之后心态改善。
上述特征受到占卜的文本、实践基础、实践者条件以及社会心理的影响，下文将逐一解释。
道德话语的条件
本土占卜体系有悠久的知识传承，阅读古今占卜技术的教程手册，学习世代传承的口诀等是从业的必要训练（盲人和灵媒除外）。这个文本知识体系里对“是非好歹”的判定，除了富裕、有权势等世俗标准外，深深被前现代社会的伦理纲常所浸润。因为占卜的主要经典都由前现代社会文人士子所写就。他们的思考必定受到时代、阶层、知识储备的制约。传统社会行为规范，弥散在占卜知识技术体系的判定标准、符号关系、推理原则等各个环节和细节。这套实用性的知识不单在教授技法，也制约着占卜师的“社会学想象力”。
首先，对“好命”的价值评判预设了占卜的前提，对“好命”的“关系式”定义贯穿于推理过程。好命以权势及钱财为世俗取向，受到古代社会重视知识分子官僚，轻视商人的传统影响，好命又首推贵命，以文人常有的“清”命的“格局”为贵，富人的格局虽好却不“贵”，而且属于浑浊的格局。再以女命为例，本土占卜里往往以在家庭关系中有助夫荣子贵作为女命里“好命”的标准，这样的女命必然以相对的“弱”为佳境。独立、自强等特征在女命的八字占卜里常常被当做负面的表现而加以提示。再看技术细节，占卜的逻辑推演常被总结成是“生克制化”的学问，某一个属性若强烈得有另一股力量来制服，各股势力之间达到阴阳五行平衡，“格局”理顺了方是好命。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特别指出对“致中和”的追求，是古典精英传统和命运占卜等民间日常实践的共通点(李亦园，2004：136-202)。他总结说，“中国算命的基础原理是追求个人时间与自然空间的合理配合”(李亦园，2004：202)。具体来说，流年与个人命局冲突，平衡被破坏，构成时运不济；空间关系和谐则是所谓好风水；人体不平衡就是中医的病。和谐的社会关系是儒家伦理的至高追求，也是个人世俗生活的最高目标。在这种宇宙观浸润下生活的占卜师在追索“好命”的答案时特别注重顾客社会关系的维系与制衡。
其次，占卜技法里的符号关系是前现代社会家庭和社会伦理关系的类比象征。这个观点受惠于董向慧（2011）关于命理学的社会学专著。下面引用的命理学古典文献和说明多来自这本书。以八字为例，八字占卜术里把人的出生时间信息按照年月日时四个柱子排列，日柱的日干与其他各柱干支的关系有十种：比肩、劫财、伤官、食神、正财、偏财、正官、七杀、正印、偏印。这十个表示关系的专有名词就称为“十神”。十神和一个人的亲属及其他社会关系都有对应关系。例如，“比肩”和“劫财”在社会关系上就代表：兄弟姐妹、同事、同学、朋友，或有合作、竞争、分歧、承担等意向的人。又如，正官代表男命的女儿、女命的丈夫，不论男女，“正官”也象征管辖这个人的官府；总之每个十神跟日常生活里个人的亲属层和社交层等都有对应。董向慧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八字的五行生克制化关系与现实生活中的伦常之间的彼此呼应：
在六亲关系图中，正财（妻子）与正印（母亲）虽然都为“吉”，但正财是克正印的。这个时候，七杀（儿子）就有用武之地了。当正财克正印的时候，如果七杀[儿子]出现，正财[妻子]就会去生七杀[儿子]，七杀转而去生正印[母亲]，如此一来，正财[妻子]和正印[母亲]的矛盾通过七杀[儿子]就环节了。如果将这一五行生克转化为家庭关系，其含义就是：媳妇和婆婆是一对“天敌”，而日主（算命当事人）的儿子，即日主之母的孙子是缓解两者矛盾的“解药”。七杀虽然为凶，但没有七杀，正财和正印就始终处于矛盾中。也就是说，儿子虽然对男人意味着沉重的经济压力，但没有儿子，家庭中的婆媳关系就不会牢固。（董向慧，201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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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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