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著译文

　　让我先从“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入手，它们常常相互关联却从来不是完全等值的。在欧洲语言中，这两个词从拉丁语语源上有明显区别。“文化”来自乡间，起源于农民的世界，它的本意是指培植耕作自然作物，这一含义至今尚有残留；而“文明”一词则起源于城市，来自公民的都市世界。后者的现代用法可以溯源到启蒙运动，它是启蒙运动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前者的现代用法的起源要稍晚一点，应追溯到原型浪漫主义或有时所称的反启蒙主义文献。这两个概念在整个十九世纪和平共处，经常相互替代，没有人从根本上加以区别。不过，在二十世纪初，它们第一次产生了尖锐的冲突。有关的权威论述见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该书一九一八年六月在德国出版，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个月。如今有必要重新回顾他的观点。

 

　　斯宾格勒旨在建立他所谓的对所有人类社会公平相待的一种关于“世界历史的形态学”。他是最早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人之一。“托勒密式的历史体系是对当代西欧人眼中的历史图景的最恰当的命名，在这一体系中，诸多伟大的文化都被设定在环绕着我们西方文化的轨道上运行，我们则是假想的世界万事万物的中心。”他写道，“我想，在本书中提出的体系是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式的新发现。在此一体系中，欧洲文化在与之相对的其他文化面前没有任何优越地位可言。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它们各自都是动态存在的世界，从分量上看，它们在历史的一般图景中的地位同西方文化是一样的。”他解释了他所谓的文化，“我看到的并不是凭空杜撰的唯一的线性历史，而是若干伟大的文化所上演的历史戏剧，每一种文化都带着原始的力量从本土的土壤中生长起来，并终其一生牢牢地固守于此。每一种文化都在自己的形象里打上自己的资源(即人民)的烙印，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理念、自己的激情、自己的生活、意愿、感受以及死亡。这些真切的色彩、光线、运动是理智的目光仍未发现的。这些文化、民族、语言、真理、神和景观就像橡树和石松及其花朵和枝叶一样繁盛、衰老。每一种文化都有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性，它们产生、成熟、衰落，然后一去不返……。这些文化——纯化的生活精髓——像田野中的花一样无目的地生长。它们如同植物和动物，属于歌德的生机勃勃的自然，而不属于牛顿那个死气沉沉的自然。”

 

　　至于文明，斯宾格勒视之为文化的对立面——更确切地说，是文化的僵尸。是文化“这个奇妙的胜衰交替的有机形式”走向灭亡的时刻。“文明”是开化的人群所能达到的最为外在和非自然的状态。它们是一个终结，是紧跟在生命之后的死亡，是扩张之后的僵硬，是取代了大地母亲的理智时代和用石头堆砌而成的呆板的城市……它们是不可更改的终结，但在内在必然性的驱使下人们已经一次次地走到这一时刻。”西方已经走到了这一时刻，因而我们现在谈论西方的“衰落”是恰当的。——德语中的untergang一词的语气比“衰落”(decline)一词更重，它更接近“沉没”(sinking)和“垮台”(downfall)的意思。这里所说的由活生生的文化走向垂死的文明的征兆，表现在每一方面，斯宾格勒认为首先是西方的新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不折不扣的文明。西方的命运正不可避免地陷入帝国主义这种形式中……。扩张主义(expanssionism)是一种灾难，凶恶而顽强紧抓着、强使着、耗尽着已进入城市阶段的人类所余存的精力与品性。”

 

　　工业化也一样，在经历了辉煌的开端后，业已成为一种灾难——“机器工业的经济强迫工人服从，它对企业家的力量也毫不逊色。双方都变成了奴隶，谁也不是机器的主人，它正第一次积聚起自己神秘的力量……。西方的工业改变了其他文化传统的走向。经济生活的潮流冲向煤炭王座和各种原生资源的广大产地。自然日益枯竭。地球为浮士德式的思维作出了牺牲。”但是，在这个文明中，还有一种比机器更强大的力量。“金钱对这种智慧的力量的猛攻也是力大无比。工业像乡民一样被束缚在土地上，它有它固定的场所，和从大地涌出的原料。只有高高在上的金融活动是全然自由的、无从捉摸的。一七八九年以来，银行和交易所已经从空前增长的工业的信用需求中发展成一种力量，并且它们将成为唯一的力量。”

 

　　但是金钱的胜利也是不能持久的。“金钱已走到了成功的尽头，最后的冲突——金钱和鲜血的冲突——已迫在眉睫，在此冲突中，文明将确立其最终的形式。恺撒主义的到来打破了金钱的专制和它的政治武器：民主政治……能推翻并废弃金钱的只有鲜血。”这将是西方文化的最后的历史阶段。随着它的完成，历史将在西方终结。因为，“人不仅在文化诞生之前是无历史的，而且一旦一种文明确定的形式——它预示了其有意义的存在的最后潜力的耗尽——充分地自我发展之时，人类也将陷入同样的境地。”斯宾格勒的著作实际上第一次对法西斯主义的到来进行了清醒的预言。对他而言，“日益临近的恺撒主义安详而坚定的步伐”是一种值得庆幸的厄运。“我们力图并且不得不奔向的目标被限定在狭窄的范围内，而在任何其他情景下，生活都不值得进行下去。我们没有选择做这或做那的自由，我们只有做必需的事或什么也不做的自由。”但这必需之事不是阻止而是完成了西方的灭绝，如同它在“大自然无声的服侍下”消失在视野之外一样。

 

　　七十年之后，我们生活在一个与斯宾格勒借以构想其体系的世界截然不同的理智世界中。然而，奇异的相似性逐渐从我们自己的世纪末的迷雾中显露出来。随着福山的著作取得世界性的成功，历史终结的主题再度成为主要的公共话题，——但是，它不再是西方衰落的范围有限的伴生现象，而是苏联集团解体之后西方在全球取得胜利的合乎逻辑的产物。尽管此书是在里根政府的国务院内构想出来的，然而仍有一些人——他们同样对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对福山的观点表示异议，警告要提防由这一胜利可能带来的自满情绪。他们中最著名的就是塞缪尔·亨廷顿，他是越战期间约翰逊政府反骚乱专家，现任哈佛战略研究所所长。一年之后，一九九三年夏天，在一个纲领性的标题——《文明的终结？》——下，亨廷顿对时代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诊断。去年，亨廷顿把他的观点扩充为一本书并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冷战的结束，苏联的彻底失败，几乎排除了历史向资本主义之外发展的其他可能性，确实导致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停歇，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对抗性进程的历史的终结。简而言之，“冲突主要不再基于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人类之间的最大的分界线和冲突的首要原因将是文化……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

 

　　亨廷顿所谓的文明是“把人类同其他物种区别开来的最高等级的人类文化群体和最广范围的人类文化认同”。换句话说，斯宾格勒的“文明”一词所包含的轻蔑涵义消失了：亨廷顿的文明只不过是高级的文化形式，他一共列举了八种文明：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很值得怀疑，它真是一种文明吗？——非洲文明。文明间必定会发生冲突，因为它们自身包含了政治实体间更为深刻持久的价值冲突，而非一般差异。区分各种文明的首要标准是宗教。亨廷顿宣称，“在现代社会中宗教可能是激励和调动人民的核心力量。”那么，文明之间那条最危险的分界线在何处？首要的深渊横亘于亨廷顿所谓的“西方与非西方”中间。因为只有西方文明才真正认识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人权、平等、自由、法制、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价值，而其他文明却努力抵抗它们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