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节日与法定节假日

赐在帝恩含湛露，出从天意洗流霞。

 

分将御药甘于蜜，把得金精碎似沙。

 

饵后始期年久视，拟教生路不知涯。

 

　　这首题为《九日侍宴观赐群臣菊花应制》的汉诗，收于《本朝文粹》卷11，乃平安时代（794—1192）日本文人纪纳言所作。对今天的日本人，九月九日是菊花的节日。春秋代序，自明治维新采用西洋历法后，每年阳历九月九日，日本很多神社和寺院都会举办赏菊与祈福活动，很多日本人家中会装饰菊花，饭店和居酒屋食谱上也会出现菊花酒，一些地方会推出粟饭和栗饼等特殊节食。更有很多日本人在报刊杂志上写徘句及川柳歌咏菊花。但是，今天能够写出上引平安时代这样精美汉诗者，已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

 

一

 

　　重阳节很早便传到日本。《日本书纪》记载天武天皇十四年九月壬子（九日），天皇在旧宫安殿的庭院里宴请大臣，当日“皇太子以下至于忍壁皇子赐布各有差”。天武天皇十四年是公元684年，按照这一记载，早在那时候日本皇宫之内已经有了重阳之日宴请群臣的节日行事。

 

　　有关重阳节登高避祸的传说，也很早就传入了日本。有趣的是传到日本的重阳传说，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较早传入的版本，是在日本博士从五位下勋十等中臣丸连张弓并正七位上林连佐比物、从八位下田边使净足等，在天平胜宝七年（755）五月四日勘奏中讲到的关于重阳节登高避祸的传说：

 

　　九月九日祭者，昔有费长房者，于少室山登去之。则遇之仙人韩众乞语房云：“汝家当有一厄之”，则长房问云：“何者为得免灾乎？”众答云：“九月九日登山，而取柏叶上露，和合丹砂，点于汝家内人等额上，灸三壮之。则除去之。”房则随教而修理，灾移侧家也。（《政事要略》卷24）

 

　　今天我们通常习见的重阳避祸传说，见载于梁朝吴均《续齐谐记》。其云：“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厄，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以代矣。’今世人每至九月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因此也。”两相比较，《政事要略》所收的这段记载，与《续齐谐记》里所记重阳避祸传说有很多不同，很值得注意。

 

　　首先是故事的主人公不同。《续齐谐记》的重阳传说，故事主人公是汝南桓景，而他的老师为费长房。但在这段日本保存的版本中，费长房由老师变成了学生，而另一位在《续齐谐记》的重阳传说中不曾登场的人物韩众，出场成了老师。这个老师非常有来历。韩众，一写为韩终，是古代神仙世界中著名的人物，史书中有关他的记载很多。《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班固《汉书·郊祀志下》载谷永谏汉成帝书中说韩终曾和徐福一样曾为秦始皇求神采药：“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到了晋代，“因逃不还”的韩终，已经进入神仙之属。晋葛洪《抱朴子·仙药》：“韩众服菖蒲，一十三年，遍体生毛。日视书万言，皆能诵之。冬极不寒。”及至《神仙传》中，他已经是对后来修仙的刘根大讲仙界品级、修仙方法及仙药之级别等仙界知识的仙界高人。这段记载的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九九登山时“取柏叶上露，和合丹砂，点于汝家内人等额上，灸三壮之”，这与通常流行的重阳节佩茱萸、饮菊花酒等具体节俗也大不相同。柏叶上的露水据说可明目，《续齐谐记》载“邓绍八月旦，入华山采药，见一童子执五彩囊，盛柏叶上露如珠满囊。绍问用此何为，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眼，言终便失所在”。《本草纲目》亦记载“柏叶上露，菖蒲上露，并能明目”。采柏叶上露配丹砂以点额上这样的做法，显然和今天我们熟知的汝南桓景避邪传说别是一个系统，而且是一个已经失传的系统。《政事要略》中这段话有几个地方读起来很不顺畅，有的读者可能因此会想，这内容是否是古代日本人自己虚构的，我们的回答是不可能。因为这种想法不符合那个时代日本人对中国古典尊重的态度，并且超越了当时日本人的汉文水平和它们对中国知识的掌握程度。而如果我们确定这段记载是来自中国的话，这就是一段在中国已经遗失了的重阳登高避祸传说的另一个重要版本，值得我们今后去认真研究。

 

　　到了日本平安时代，我们习见的汝南桓景避祸传说开始出现在日本文献中。在主要记载岁时习俗的《月旧记》中，谈到重阳则已经直接称引曹丕的《与钟繇书》和《续齐谐记》。并且在日本宫廷的重阳节行事中，成为习俗主要内容的不是柏叶丹砂，而是茱萸和菊花。

 

二

 

　　中国古代的节日在向日本传播的过程中，出现过很多种情况，也发生了很多种变化。中国古代节日有像寒食节那样一直未被接受的，有像冬至节那样最初被接受后来却被排斥掉的，更有被加入大量日本文化因素，让我们不得不仔细辨认才能看清楚的。这其中，重阳节在日本的命运则另是一格，它所经历的，是一个曲折多变先抑后扬的过程。

 

　　前面讲到早在天武天皇十四年，日本宫廷已经有了重阳行事。但是此后重阳节的运路突然出现了变数。有关重阳，将近半个世纪都于史缺载。这种情况直到平城天皇大同二年（807）才得以改变。《政事要略》卷24载，日本圣武天皇“登遐”而去在端午，于是在圣武天皇之后继位的女帝孝谦天皇特为发诏，“孝子思亲，终身罔极。言编竹帛，千古不刊。去天平胜宝八岁五月，先帝登遐，朕自逢凶悯，虽怀感伤，为礼所防，俯从吉事。但每临端午，风树惊心，设席行觞，所不忍为也。自今以后，率土公私，一准重阳，永停此节”。由此也许我们倒推可知，当年也是某一代日本天皇在九月“登遐”而去，重阳节成了先皇的忌日，所以长期被“永停此节”。如此到孝谦天皇治世，重阳、端午都因为成为忌日而被排除到节日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