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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说、都市传说与谣言在人们的口头叙事实践中，其形式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可以被看作是同一种实践性叙事体裁。在口头实践中，人们不仅通过内容的事实判断来相信叙事中的事件，也通过形式的认知来相信它们。传说的中心是一种传统性的确定性话语，而都市传说与谣言则正相反，其中心是非传统的材料。各种实践形式或亚体裁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它们相互构成了一种否定性的、不稳定的交流模式。
关键词： 传说；都市传说；谣言；体裁；相信性；实践形式
近些年来，即使是专门研究谣言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承认，由于民俗学的介入，谣言研究增加了新的活力，开辟了新的领域。民俗学研究认为，作为一种话语体裁，谣言在人的口头实践行为中，其体裁的形式特征、传播方式、所存在的语境，都与传说有极大的相似性或者可比性。故此，传说学中关于传说的体裁形式、作为传播心理基础的真实性与相信性、以及叙事风格上的肯定性特征等方面的既有成果，都可以对谣言研究有所启发。其中有三个问题值得重点探讨：即传说、都市传说与谣言在话语实践中的体裁同一性；研究三种体裁都必须涉及到的真实性与信仰（相信性）；传说、都市传说、谣言中的各种实践形式之间的关系。
一、传说、都市传说与谣言在实践中的体裁同一性
研究传说的民俗学者为什么转而要研究谣言？这也跟他们自身的学术范式的转换有关。传说一般被认为是以“地方性”的历史人物、景观、风俗为中心的口头叙事。它们是与群体中的“传统”相关的。因很多年来，民俗学者都习惯的在文化传统传承浓厚的地区——比如农村——搜集传说。然而都市传说这个概念的出现，动摇了原有定义的基础。
都市传说也称作当代传说，它以现实中的人物为讲述对象，美国民俗学家布鲁范德称之为“以城市为背景讲述个人亲身经历的当代故事”。大多数都市传说的内容并不专门说明这是在某一个特定地点发生的事件，地方化色彩不强。另外，正如布鲁范德所下的定义，都市传说讲述时，往往带有个人亲身经历的色彩，这与讲述地方传统以及具有情节化叙事特点的传统传说有所不同。
如此说来，都市传说是在传统传说所包含的范围之外的。然而仍有大量的传说研究者把都市传说算作是传说的一种。在笔者看来，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对传说概念的界定。倘若以叙事内容界定，非地方性的口头叙事确实不能算作传说；但也许我们听到的这些都市传说，只是没有被地方化的。那么回过头来，后一派学者将“都市传说”也定义为传说的根本性原因，恐怕还在于都市传说在其语境中，是被当做真实的事情来讲述的。这一点是界定传说的重要条件，因为这一条件是传说与民间故事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且相对于“地方性”这一外在特征，它是传说的内部特征。
反对把都市传说与传统传说看作同一种对象的另一个理由是，作为口头叙事，前者的叙事风格（stylistics）是“消极的”（negative）。都市传说在叙事中体现出了让人恐惧的心理因素。这些因素在传统传说中逐渐失去了，但在都市传说中依然存在。都市传说中大量存在着和死亡、疾病相关联的恐怖故事。著名的例子是为美国学者所关注的“消失的搭车客传说”以及“汽车外的男朋友”等等。
与都市传说的消极叙事风格相对的就是民间故事的积极叙事风格。民间故事拥有鲜明的善与恶二元对立的风格特征，而故事的结局往往则是代表善的力量的取胜。传统传说中，虽然不见得有这种二元对立，但是一般认为，老的、传统的传说宝库中的传说是“积极的”。 作为真实讲述的都市传说，其态度之所以是“消极的”，原因是都市传说反映的是对环境之中的“异”的成分的偏见、恐惧和攻击性。而传统传说被认为是积极的原因在于它们加强了地方认同并且激发了当地人们的想象力。瑞典民俗学家克林伯格认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原因在于传统传说经过了一个严格筛选的过程。当大多数传说中包含的恐惧被证明是无端的之后，这些反映了恐惧和怀疑的传说也就失去了它们的社会心理功能。当代（都市）传说同样正在经历这个过滤过程。
比较起来，尽管谣言的内容也许和都市传说略有不同，但它在传播过程中，也被认为是有关真实的叙述，并且在叙述风格上与都市传说有着非常相似的消极特征。同时，谣言对环境之中的“异”的处理方式与都市传说非常相近。
谣言在形式上的特点——情节上的简短化，也与实际讲述中的传说及都市传说相似。首先在口头传播中，它们常常表现为比较短的叙事。与一般理解的不同，在日常叙事中，都市传说通常很短，并且未必具有完整情节；而即便是有情节的传统传说，也常常缩略为简短的几句话。有些民俗学家认为这种无情节的或者简短情节的叙事也可看作传说，并且命名为“元传说”（proto-leg-end），只不过它的内容在民俗学家看来是传统的。元传说在流传中与谣言也具有近似的形态。
元传说可以发展成为传统传说，也可以进入谣言，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它使得谣言具备了传奇性（legendary）的特点，也就是在叙事中出现了传说常常具备的神奇的、超自然的母题，元传说使谣言的内容具备了传统传说的要素。
有这样一个实例：在2003年SARS病毒传播期间，曾在十数个省区流行过一类“预防性的谣言”，其中有婴儿生下来就会说话，告诉人们要喝绿豆稀饭、放鞭炮，这样能够预防非典型性肺炎的情节化叙事。 很显然这是一个传统的母题，在斯蒂斯·汤普森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被编号为Ｎ４６８，称为“新生的婴儿揭示了秘密”（new born baby reveals secret）。美国民俗学家琳达·戴称这一类传说为“谣言传说”（rumor legend），因为它同时具有了谣言与传说两种叙事体裁的特点。
这样，在谣言——都市传说——传统传说之间，就搭起来一座连通的桥梁。传说学家也称之为传说形成的过程（legendprocess），或者是传说管道（legendconduit）。在口头中流传的某些都市传说或者谣言，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过滤掉了消极因素，完全有可能会成为民俗学者认可的民间传说。在这个过程中，口头叙事的体裁形式特征却基本保持不变。
以上是从传说、都市传说与谣言的讲述的真实性、讲述风格、口头流传的文本形式及形成演变等几方面论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从讲述的实际环境看，无论是谣言还是都市传说，在讲述与聆听中，语境中的人们大多数只是在感受他们之间叙事交流中的恐惧性因素，而不会专门去分辨或意识到这是被学者们称为谣言或者其他的什么名称。通过感受这种心理因素而产生了与日常话语相区别的口头叙事，之后选择自己相应的行为。这就是通过特殊的心理认知而产生的实践话语体裁化的过程。因此从这一角度即人的社会实践出发，谣言／都市传说只是一种作为“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而存在的话语体裁”。也就是说，当我们深入到主体（讲述者）讲述行为的心理动力来观察，客体（都市传说、谣言中的事件、社会现象）对他们的刺激是一致的，因而由此而产生的话语形式其主体的心理基础也是一致的。而对于传统传说而言，一部分西方的研究者也采用了类似的心理刺激——反映这一工具来进行研究。如英国学者吉莲·本内特认为，传说讲述的最初动力来自于一种情感压力；瑞士民俗学家麦克斯·吕蒂则认为，传说是一种人的被动性经验等等。无疑，这些探索都指向了三种体裁在社会行为上具有的根本同一性。
民俗学家其实早已关注到了科学性的分类范畴与民众自身分类范畴之间的差异。美国民俗学家丹·本-阿莫斯认为：分析性体裁分类是在学术界自身的语境下发展出来的并且服务于其自身研究的变化。本土分类却没有这些外部目标。它是定性的、主观的分类体系。前者是文本的组织方式，而后者则是在文化的交流模式中产生出来的。科学的分类区别了传说、都市传说与谣言，但是在民众的实践话语行为中，它们却又是同一类。
他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每个社会都会通过大量的合作性的术语界定体裁。这也是我们提出以上三种体裁同一性的另一种根据。在话语实践中，讲述者以及听众常常会使用自己熟悉的术语，辨认这种具有消极叙述风格的话语。在一般的语用层面，传说、都市传说以及谣言，通常都是由这样的开场话语引导出来的：
“据说……”
“听说……”
“有这样的说法说……”等等。
民众可以自由地使用“谣言”、“传说”、“传闻”这些术语来概括他们所面对的这些叙事。这些概念的边界是模糊的。
法国社会学家迪方佐与博尔迪亚试图区分流言（gossip）、谣言（rumour）与都市传说（urban legend），从内容上来加以分辨也许是可能的，但在实践中却很困难。因为它们都不是实践者加以区分，而是被人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中加以区分的。从其内在动力观察，讲述以上这三种语言形式，最初都是一种负面情绪的宣泄，因此它们属于同一种“合作性”的实践性体裁。既然我们论证了三种体裁在实践形式上的同一性，那么谣言是否和都市传说、传说一样都属于民俗？这算是一个额外的话题。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认为：“谣言与其他民俗（folklore，也就是民间文学）是相似的，只不过它是由一些非传统的材料组成的。”如果这一说法可行，那么传统的谣言定义就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卡普费雷对谣言的定义是这样的：“我们称之为谣言的，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这其中很明显是把谣言的民间性和官方话语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实际上是把“民”置于一个他者的地位，因而也就是把谣言当作社会负面因素的一部分原因。
在传播学以及社会学界，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希望推翻这类的界定。而民俗学对此提供的理论资源是对“民俗之民”的概念的探讨。长期以来，民俗学在探讨“民俗”概念的时候，也存在反思“以民定俗”的问题。民俗学家一度认为民俗之民（folk）是农民或者野蛮的民族。但是近些年来这种观点被“以俗定民”所取代。这样民俗就不再是原始的信仰的残留物，不再是现代性的对立面。它是一种生活形式。因为即使在精英阶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谣言或者都市传说。这一视点有利于解决谣言这种作为社会行为的话语体裁与官方的否定看法之间的认识差距。因为如果在谣言事件中一定要找到谣言的根源，最终无非是找到一些替罪羊而已。这些替罪羊就是他者。从民俗学的反思看，一定程度上他者是社会优势话语强力建构起来的，带有强制性。这种建构忽视了“民”的平等地位，因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民俗学这种对“民”的认识视角的转变对作为他者的谣言同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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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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