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一、引言

 

　　缺乏与世俗生活隔离的、专业性的宗教组织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特征。杨庆堃认为，这是因为“弥漫性”中国民间信仰与社会结构融为一体的缘故。乡土中国表现出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差序格局，在这一基础上的民间信仰组织也同样依存于血缘和地缘纽带的双重维度。“宗族构成了宗教的场合，祖先崇拜作为家庭生活的首要方面，从宗教信仰、仪式象征和仪式活动以及其组织等，都深深地融入了家庭之中”。此外，“社区保护神的信仰是传统社区基本观念整体的一部分，是社区共有基本生活方式的象征”3。中国民间信仰组织的运作模式表明着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强大整合力。正是在这一社会结构的维系下，中国民间信仰组织及其活动才能延续数代，绵延至今。

 

　　20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了现代化的巨大变革。世纪之初，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乡土中国的传统纽带成为现代化清理的对象。此后，城市单位制，农村公社制度的建立进一步削弱了并替代传统社会的结构纽带。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迅速建立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利益关系迅速取代传统社会的人际联结，传统社会结构不复存在的当下，依存于社会结构的民间信仰组织又是如何生存，进而呈现出怎样的形态特征呢

 

　　当代社会民间信仰组织存续的实质是作为传统的民间信仰组织如何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与变迁、进而实现传统的延续与再造的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对北京香会的田野研究中，吴效群注意到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居住空间的公寓化，传统社会的社区的纽带不复存在，由此导致北京城区内部的香会数量减少。基于河北的田野调查表明，随着私有化与人口流动导致村落社区的解体，农村地区民间信仰组织的数量正急剧下降。前述研究指出了社会结构巨变下民间信仰组织遭遇生存危机，却忽略了民间信仰组织作为自足的主体所具备的生命力。事实上，中国民间信仰活动深入社会的本质及其组织上的简单性或者说是巧妙性赋予其极大的生命力。基于河北赵县等地的田野调查也表明，社会变迁下民间信仰活动的承载者具备着通过技巧性的手段应对社会变革、恢复并复兴民间信仰的可能。

 

　　基于此，本文以北京香会为田野对象，对民间信仰组织在当代社会的生存问题予以探讨。香会是一定特定区域内的信众在地缘结社的基础上成立的集体进香组织。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城门拆除、京郊农村迅速城市化的当下，北京地区的香会组织也遭遇了一系列的生存危机。包括众人合义中幡圣会，太平永乐秧歌圣会和聚缘共善天缘狮会在内的诸多香会通过多样性的努力，试图重构人际之间的纽带，探索民间信仰组织在当代社会的生存路径。通过对三个香会生命史的民族志研究，在对当前民间信仰组织多元生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当代社会民间信仰组织如何存续的问题予以思考。

 

　　二、太平永乐秧歌圣会：村落共同体的解体与进校园的秧歌会

 

　　（一）子弟玩意儿：与村落共生的秧歌会

 

　　太平永乐秧歌圣会诚起于乾隆2年，是北京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香会之一。秧歌会的诚起与芦家人有关。早在东北时，芦家人就爱好扭秧歌。芦家从东北迁徙到万营，将秧歌技艺传给了街里街坊，秧歌会成为“合街的会”。由于清朝前期天下太平，芦家人将秧歌会命名为太平永乐秧歌会。

 

　　清末，万营村成为了一个有着明确边界的村落共同体。原本合街的秧歌会也依存于村落共同体，成为万营村民的会。依存于村落共同体的秧歌会形成了世代传承的“子弟玩意儿”的特色。春节踩街、前往妙峰山进香等秧歌会的活动服务于村落共同体的建构，成为他们地方感与认同感的重要来源。进而，秧歌会与村落共同体呈现出互为表征、相互建构的特征。

 

　　那个时候，冬天一到，大白菜一入窖。每天吃完晚饭，村里的人就聚集在村东的吉祥寺里。家伙一响动，村里的街坊就聚齐了。那就是一个大舞台啊，围着都是人，中间的就是我们这些会里的，老豆教着小豆，谁都可以上去，谁都可以批评，要是自己练的不好，没准哪个街坊上来一骂，背破鞋的。第二天，这一名号就被传遍万营，自个都会觉得丢脸，要是在这台上表演棒，不一会儿全村人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