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二）征地拆迁：共同体的消解与秧歌会的困境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断了近20年的秧歌会成为万营人竞相参与的对象。春节踩街、前往妙峰山朝顶进香成为秧歌会恢复后最为热闹的活动。此后，秧歌会连续多年参加了龙潭湖春节庙会并夺得冠军。

 

　　1994年，四环路修建时征用了万营村的土地。传统中国的乡土本色在于土地对民众的束缚及其基础上村落共同体的形成。失去土地、村落拆迁不仅给当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亦是对有机的、密集的经济与社区纽带的破坏。它彻底解除了土地对于农民的束缚，从根源上摧毁了村落共同体存在的根基。对于万营村民而言，这一影响是逐步产生的。征收土地后，万营村成立了村办企业，失去土地的万营村民在村办企业的维系下，勉强维系着村落共同体。2000年，村办企业倒闭后，村民们不得不离开万营进城务工。不少万营村民搬离了万营，到三环内的区域买房置业，住在万营的本村人越来越少了。

 

　　依存于共同体之上的秧歌会也随着村落共同体的瓦解步履维艰。2010年的5月22日，笔者随秧歌圣会前往妙峰山朝顶进香，尽管之前约定头天下午3点集合，但直到3点1刻，才有两位会员集合。秧歌会的过排也是如此。2011年的8月12日，本来约好下午3点过排，直到3点一刻才来了一个练儿。前来过排的会员均是看着赵权的面子上，无奈将子女送来。在村落解体的当下，秧歌会的负责人芦明和赵权只能勉强地维系着秧歌圣会。

 

　　（三）秧歌会进校园：新的载体与新的困境

 

　　2011年太平永乐秧歌圣会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文化部、北京市和朝阳区三级单位按照一年10万元的标准对太平永乐秧歌圣会进行保护。考虑到村落解体的现实，朝阳区政府认为依靠村落传承秧歌会并不现实。适逢大牌楼中心小学正在建设校园文化品牌，秧歌会作为大牌楼乡唯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是进校园的最佳选择。

 

　　会头赵权认识到，秧歌会当前困境的原因在于其所依存的村落的解体。作为制度性的社会化场所，学校是一个可以依托的载体。他同意了大牌楼乡政府的建议，并作为传承人前往大牌楼中心小学参与秧歌会的教学。根据自愿报名原则，大牌楼学校从四年级的学生中选出了16名学生。每天下午3点，赵权准时到大牌楼中心小学的专业教室传授技艺。此外，大牌楼小学专门派了一位负责老师，协助赵权管理教学。

 

　　作为儿童社会化的制度性场所，学校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完成社会化的任务，所有成员都有着明确的身份和定义，并有一系列规章制度约束学校活动中的各个主体。虽然秧歌会的传承与学校建设校园文化品牌的目标契合，但却无益于学生社会化目标的实现，赵权与秧歌会并没有得到学校、教师、家长甚至学生的认可，也得不到学校制度的保障。前来过排的16人中，仅有2人是本地人，剩余14人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大部分学生是因为家长忙于生意，无瑕顾及孩子的教育，迫于无奈才加入秧歌圣会。因为面临升学压力，大牌楼小学规定这批学生上五年级后，便不再参加秧歌会的活动，赵权只能从下一波四年级的学生中挑人训练。意识到以制度性的师生关系维系秧歌会并不现实，训练半年多的赵权有些沮丧。

 

　　旧时的太平永乐秧歌圣会有着一系列活动，诸如朝山进香、踩街、参与村民红白喜事等活动显示着其丰富的象征内涵。进入校园后，这些知识均因为其“封建迷信”的特征被禁止讲授，进校园的秧歌会成为单纯技艺的传承。虽然从2013年开始，赵权连续三年带领着大牌楼中心小学的学生恢复了中断两年的前往妙峰山的朝山进香。对于学生们而言，朝山进香只是一次周末的娱乐活动，他们无法理解朝山进香的意义，也无法理解所谓“虔诚”的含义。进校园的秧歌会固然实现了技艺的传承，但却失去了作为遗产本身具有的整合村落、传递认同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