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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傻子”与北漂：利益关系的建立
为了维系天缘狮会的运转，郑军在东官房村里广播言论，声称无论出身来源，只要愿意参加天缘狮会，他都热烈欢迎。在东官房村，有一群被称为“傻子”的人，他们是村里的单身汉，常常生活潦倒、入不敷出。虽然其他村民多是避而远之，郑军却是热情邀请他们加入天缘狮会。
此外，通过武校练儿宋鑫的关系，郑军联系上了一群北漂艺人，由他们充当前档。按照规矩，每出一次局，郑军给前档的联系人200元，其他练儿每人100元。由于经常跟随剧组表演，天缘狮会的表演在继承了传统北狮的经典动作后，融入了南狮的表演，尤其注重与观众的互动，颇受观众喜好。
（三）街坊邻居：经营的人情
将狮子会定义为一个营利性的团体后，郑军专门为留在本村的文场练儿制定了一个规矩，即每次走局按照50元/人的标准给予报酬，走局完毕后邀请其聚餐。剩余经费用作狮子会储备基金，用于更新设备和朝山进香。搬迁改造之后的东官房村民集体搬进了金石家园小区。原有的街坊均住在一个小区的楼上楼下，共同体的意识和邻里之间的互助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下来。部分村民将天缘狮会视为互相协作的组织，拒不接受郑军的报酬。然而在这一半熟人社会中，乡土社会村落认同和传统社会道义礼节的作用范围非常有限。部分会员的子女、亲人找到郑军，认为他是在利用长辈的好心谋取利益。无奈之下，郑军只得以人情往来的形式，以变相的方式给予那些不愿接受现金的会员们一定的报酬。
会员景建军的经历颇具典型。虽然很是喜好狮子会的表演，但碍于外地上门女婿的身份，他一直不敢前去。直到郑军热情邀请，他才参加狮子会的后档，每次走局分文不取。虽然如此，郑军变着法子想着给予景建军一定的回报。2011年年初，景建军的岳母过世，包括红白喜事一条龙均是郑军免费提供。此后，景建军的小舅子儿子满月摆酒，需要两个香会前去助兴。郑军安排自己的狮子会前去表演，分文不取。
建立在地缘、血缘关系基础上，讲究回报的人情往来反映的是熟人社会之间互惠关系及其持久互动的特征。在利益关系成为主导、地缘关系逐步解体的当下，郑军意在以人情往来的方式，变相给予会员们相应的报酬，由此维系着香会的运转。郑军的行为赢得了村民们的赞誉，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狮子会的参与，聚缘共善天缘狮会得以不断发展壮大。
五、结语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迅速建立，中国社会经历了数千年以来的巨大变革。这一变革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空间上的变化，即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传统社会依存载体的消失，其次个人主义的张扬以及利益格局的形成对传统社会自发形成的人际纽带的削弱，导致乡土中国利他主义的价值观的崩塌，由此引发了道德危机的产生，加剧了传统社会的瓦解。
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得乡土中国世代传承的民俗文化迅速地陷入了衰退的困境中。北京香会在20世纪80年代短暂复兴后遭遇的困境正是其中的突出案例。在地域共同体不复存在的情形下，太平永乐秧歌圣会、众人合义中幡圣会和聚缘共善文武圣会均遭遇了传承的危机。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张扬使传统社会道德权威影响力大打折扣，作为传统权威的会头和行香走会的规矩礼节也失去了整合的可能，加剧了香会发展的困境。
作为社会主体的民众并非外在于这一过程。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和社会失序的出现引起了底层民众的不满，并激发了其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秩序和合作形式的可能。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化的动物，人类与生俱来的理性使其具备在社会发展中自我反思，重塑人际之间的联系，重构社会秩序的可能。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及其基础上国家权力的对于民间文化保护的介入也使得这一过程称为多元权力共同参与进而再造社会共同体的过程。正是在包括信众、国家权力在内的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下，使得北京地区的香会组织摆脱了衰微的境地。在重建人际联系的基础上，形塑了当前北京香会学校化、拟亲属化和公司化等三种新的形态。
客观来说，在当前北京香会的多元形态中，依存于学校的太平永乐秧歌圣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试图用拟亲属关系约束会员的众人合义中幡圣会也是步履维艰，与之相对的是，公司化的聚缘共善天缘狮会却势头正旺。三者的不同遭遇进一步表明科层制的单位与民间传统的不兼容以及传统社会人际纽带的式微，同时再一次论证着在市场经济发展繁荣的今天，唯一能够把人团结在一起恰恰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共同利益，进而利益团体已经成为民间信仰组织新的载体。
坚守神圣宗教论的学者固然认为民间信仰组织的公司化是世俗秩序对神圣宗教的亵渎。然而，这一变迁的实质却是在利益格局成为社会结构重要维度的当下，民间信仰活动的参与者对这一变迁的主动适应，由此形成了中国民间信仰“弥漫性”的当代形态。另一方面，来自台湾民间信仰组织案例也表明，合理的、均衡的利益关系与民间宗教传统之间并非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适应于当下社会变革的利益关系的建立，确保了参与信仰活动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系，并促使其投入到信仰活动中来，在实现信仰活动传承的同时，亦通过对传统香会协作、奉献精神的强调，恢复着民间信仰组织和活动在公民社会建设中的意义所在。
（注释从略，请参加原文。）
原文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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