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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勾勒“小红帽”故事的精神分析学研究历程，对精神分析学以西方文本为中心、以文人文本为中心和男性中心主义等提出批评。尽管欧美学者运用精神分析学对该故事类型的研究仍然保持活力，但他们只有通过与新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和酷儿理论等研究方法的不断结合，才能紧密参与到“小红帽”的当代发展演变中。
关键词：民间故事；小红帽；精神分析
作者简介：李丽丹，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民间文学与古代文学研究。
随着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等研究方法进入故事研究，不同研究路径均留下了故事学不断前行的脚印。在民间故事研究中，以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为发端的精神分析学的批评者与追随者差不多具有同等的影响力。精神分析与童话研究交叉前行的每一步，都有“小红帽”的身影：精神分析学者以该类型故事为材料去验证某些理论假设，故事学者以精神分析学方法为工具去剖析和阐释该故事类型。本文通过勾勒“小红帽”故事的精神分析学研究历程，介绍欧美精神分析学研究与新马克思主义、酷儿理论等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互文性”研究成果，思考民间故事的精神分析研究之得失，以期探索该故事类型在精神分析学领域继续研究的更多可能性。
一“小红帽”故事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之成果
“小红帽”最初出现在精神分析学家的视野时，只是较为零散地被用于论证研究者在精神分析中既有的某一理论预设，弗洛伊德在《论儿童的性理论》和《来自童话的素材在梦中的出现》、荣格在《精神分析理论试探》中均运用“小红帽”故事进行相关的理论阐述。他们的解释与精神分析学早期发展及主要理论一致。近半个世纪后，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在《被遗忘的语言》中提出，该故事反映了两性冲突，伊丽莎白·克劳福德（Elizabeth Crawford）《作为凝缩作用的狼》一文则认为小红帽与狼的关系恰好展现了父母与孩子的矛盾。至 20 世纪中叶，AT333 型故事的精神分析学研究完成了两类意义的阐释：一是儿童（尤其是女童）的个体化与成熟过程，包括小红帽对口唇期的依赖，以“逆向投射”（狼吃掉外婆与小红帽）方式表达了幼儿想吃掉母亲（脱离母亲）的愿望，此类阐释在罗海姆（Géza Róheim）的《童话与梦》中最具代表性；二是性别文化的历程，包括女性的性成熟、男女性心理与性文化的对立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种种问题。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则将两种阐释融为一体。1976年，贝氏《童话的魅力：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一书面世，基于AT333型故事的个案研究，作者吸纳了19世纪以来文化人类学派对“小红帽”的种种阐释，并有所拓展。如神话-仪式理论认为，小红帽被吞食代表太阳被夜晚吞食，从狼腹中得救意味着太阳在黎明时获得自由，小红帽意味着再生的“光明”与“太阳”等。但贝氏主要采用的却是“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之说,认为小红帽故事反映的是学龄女孩无意识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小红帽离开家前往树林，正是孩子在享乐原则（大自然与老狼的诱惑）与现实原则（母亲的叮嘱）之间的斗争“，小红帽已经是一个同青春期出现的问题作斗争的孩子了”。狼与猎人代表着危险的引诱者与富有责任感、强壮的保护者（父亲）这两种男性形象，而这恰是男性人格的两面性：自私（老狼）与无私（猎人）。贝氏延展了弗洛姆对“红色”象征意义的阐释，并进一步指出，该故事隐喻了“过早带上的‘小红帽’”与“外婆的血”是“还没有成熟却被强调的性”与“成熟女人的性”，是小红帽“希望做恰当之事的有意识愿望与希望击败母亲（或外婆）的无意识愿望之间发生了冲突”。
此后，瑞士学者维雷娜·卡斯特（Verena Kast）于 1986 年出版《童话的心理分析》一书,她在心理治疗中运用 AT333 型故事，并与《小红帽》的文学研究相结合，认为该故事蕴含着如何建立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包括与外部男性（同龄男子与父亲等）的关系和自身男性特质的关系，卡斯特虽然对该童话与神话之间的关系及其所蕴含的神话意义进行了介绍，但显然更加关注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母女关系与父女关系，她认为对小红帽故事最切近的解释是：个人的成长与父权对母权的篡夺。无独有偶，被视为弗洛伊德之继承人的美国学者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于 1988 年发表《用精神分析学解释小红帽》一文，该文详细回溯 AT333 型故事的精神分析历程，且立场鲜明地运用荣格“集体无意识”的观念阐释小红帽故事，认为其代表着自神话时代以来人类遗留的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基因，也认可小红帽对个体而言所具有的成长仪式中的种种心理文化。
众多欧美学者对 AT333 型故事的精神分析中主要运用的故事母题和人物关系可罗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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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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