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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的民族志调查实践与史诗资料的建档和刊布
早在数百年前，史籍中就留下了有关《玛纳斯》史诗的记载。15 至16 世纪之间，生活在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学者塞伊夫丁·依本·大毛拉·夏赫·阿帕孜·阿克色肯特（Saif ad－din ibndamylla Shah Abbas Aksikent）与其子努尔穆哈买特（Nurmuhammed）一同用波斯文撰写了《史集》（Majmu Atut－Tabarih）［1］一书，其中记载了玛纳斯及其盟友抗击卡勒马克入侵者的事迹。尽管记载的内容非常简单，并没有显示出史诗宏大的气势和高超的艺术魅力，但通过其中的述略，也能大致梳理出记录资料与史诗传统文本之间的渊源关系。［2］虽然这一史书性质的资料记载了史诗的相关内容，但与我国和中亚各国之间的《玛纳斯》史诗交流并未产生任何关联。直到19 世纪下半叶，中亚和我国之间的《玛纳斯》史诗互动和交流才真正拉开了序幕：哈萨克裔俄罗斯军官乔坎·瓦利哈诺夫（Chokan Chingisovich Valikhanov）②和德裔俄国学者瓦西里·拉德洛夫（Vasily Vasilievich Radlov）③这两位民族志学家先后分别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和我国的喀什、伊犁、特克斯等地区开展了若干次人类学调查，进而将他们搜集到的《玛纳斯》史诗文本刊布于世。由此，这一流传千年的口头史诗开始为世人所知晓，并逐步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因此，从发端上看，无论是回溯《玛纳斯》的学术史，还是纵观中国和中亚各国的《玛纳斯》史诗交流史，上述两位学者的早期探索，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瓦利哈诺夫于1856 年所记录的《玛纳斯》史诗传统章节之一“阔阔托依的祭典”之文本无疑是史诗到目前为止已知的最早的记录文本。根据相关研究资料，瓦利哈诺夫无疑是在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边考察时记录下了史诗的上述章节。［3］他于1854 年至1857 年受俄国地理学会的委派在我国喀什、伊犁、特克斯等南北疆各地开展了多次调查，搜集了大量的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资料，而很大一部分都是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神话、歌谣、民间部落谱系等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先后编入其《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神话传说》、《吉尔吉斯（柯尔克孜）部落谱系》、《伊塞克湖日志》、《准噶尔游记》等著作中。当然，在这些资料中，《玛纳斯》史诗传统章节“阔阔托依的祭典”最引人关注，也曾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研究。［4］
除了瓦利哈诺夫之外，拉德洛夫无疑是19 世纪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玛纳斯》史诗交流的关键人物。他被公认是19 世纪世界《玛纳斯》和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和史诗研究的奠基者。［5］他在1866－1896 这十年间所搜集编纂的十卷本“突厥语文学的典范”（Specimens of Turkic Literature）丛书堪称是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的集大成之作，弥足珍贵，至今仍被各国学者广为参证和引用。④该著由俄国科学院在圣彼德堡出版，其中收录了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族、哈萨克族、南西伯利亚突厥语族诸民族、阿尔泰语系诸语族以及我国维吾尔族的史诗、民间故事和歌谣资料。
在拉德洛夫所搜集、编选出版的这一套丛书中，收有他于1862 年在我国新疆北部特克斯地区和1868 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西部及楚河地区搜集的重要资料，其中有关柯尔克孜族（吉尔吉斯人）史诗《玛纳斯》和其他史诗资料的汇编本第五卷，可谓最引人注目，尤其对后世史诗及民间文学研究者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个卷本包括史诗第一部《玛纳斯》、第二部《塞麦台》、第三部《塞依台克》等的主要传统章节，于1885 年先在圣彼德堡出版了俄文本，后又由他本人亲自翻译成德文，在德国莱比锡出版。［6］书中收入的有关《玛纳斯》史诗的资料共计12,454 行，其中《玛纳斯》第一部9449 行，其余的3005 行为史诗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内容。除此之外，此卷本还收有另两部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传统史诗《交老依汗》和《艾尔托什图克》。
拉德洛夫所刊布的资料以其系统性和完整性，从刊布之日起就成为西方学者了解和研究《玛纳斯》最重要的资料。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诺拉·察德维克（Nora K. Chadwick）［7］、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亚瑟·哈图（Arthur. T. Hatto）［8］、前苏联文艺理论家维克托尔·日尔蒙斯基（Victor M. Zhirmunsky）［9］、德国波恩大学教授卡尔·赖希尔（Karl Reichl）［10］等一大批知名学者曾对这一文本进行过系统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拉德洛夫为这一卷本撰写的长篇序言，对西方古典学者和其他史诗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对国际民俗学研究新方法、新理论的形成也有推动作用。就20 世纪民俗学三大学派之一的“口头程式理论”而言，其两位创立者──美国学者帕里（Milman Parry）和洛德（Albert B. Lord）——就曾深受拉德洛夫及其民族志报告的启发。［11］英国的《玛纳斯》史诗专家哈图先后将拉德洛夫和瓦利哈诺夫分别搜集的文本翻译成英文出版，并对《玛纳斯》史诗进行了长期的研究。1977 年，他将瓦利哈诺夫搜集的文本译成英文，并附以原文的国际音标转写出版。［12］1990 年，他又以《拉德洛夫搜集的〈玛纳斯〉》为名翻译出版了拉德洛夫搜集文本的英文译本，［13］内容包括文本英译文、原文的拉丁转写和详细的注释，堪称20 世纪西方《玛纳斯》史诗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显而易见，上述两位学者先后在我国和中亚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堪称《玛纳斯》史诗搜集研究的先驱，他们的研究工作在国际学术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他们所搜集的资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我国新疆柯尔克孜族民间搜集的资料。也就是说，我国和中亚各国（包括俄罗斯和前苏联）之间《玛纳斯》史诗文化的交流早在19 世纪下半叶就已经非常活跃，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
任何文化交流活动都不是单向的。拉德洛夫和瓦利哈诺夫当年从中亚地区跨境进入我国新疆开展调查，搜集到大量民族志资料。而出生于我国阿合奇县的跨世纪国宝级《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Jusup Mamay，1918－2014）的哥哥巴勒瓦伊·玛玛依（Balbay Mamay，1892－1939）也是一位《玛纳斯》搜集者和演唱家。他曾以商人的身份多次前往中亚各地搜集有关《玛纳斯》史诗的资料，而他从国内外玛纳斯奇口中搜集的资料，后来也成了居素普·玛玛依经典唱本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14］近代以来，除了巴勒瓦伊·玛玛依之外，我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在《玛纳斯》史诗的交流方面还有多位热衷于搜集柯尔克孜民间文化的人士也起了很大作用。毫无疑问，这种跨越国界的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国《玛纳斯》传统的彼此交融影响和共同发展，而且对史诗歌手玛纳斯奇们切磋交流史诗演唱经验，共同提高史诗演唱水平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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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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