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即箭靶，《礼记·射义》：“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此辞为“祭侯之礼”上的祝文，意思是要做安顺的诸侯，到王这里来朝会，张弓射靶，努力饮酒用食，将留给子孙百福。祝官之辞也有“笔书以为文”者，如《尚书》载录的有执册而读祝文者，《尚书·金縢》有“史乃册祝曰”，伪孔传：“史为册书祝官之辞也。”以下又有“王执书以泣”之“书”。《史记·鲁周公世家》作“史策祝曰”，《集解》引郑玄曰：“策，周公所作，谓简书也。祝者读此简书，以告三王。”从下文“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看，“册祝”之“册”是文字书于简而编连诸简之谓，即《尚书·金縢》。而称“祝者读此简书”，可知祝官之辞通常“以读出之”。

《文心雕龙·祝盟》称“天地定位，祀遍群神”，祝官之辞自然应该有多方面内容：　　

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辞。是以“庶物咸生”，陈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于迎日之拜；“夙兴夜处”，言于祔庙之祝；“多福无疆”，布于少牢之馈；宜社类祃，莫不有文：所以寅虔于神祇，严恭于宗庙也。

到春秋时期，祭祀更是过多过滥，所谓“春秋以下，黩祀谄祭，祝币史辞，靡神不至”。祭祀的场合也不讲究了，所谓“至于张老成室，致善于歌哭之祷；蒯瞆临战，获佑于筋骨之请：虽造次颠沛，必于祝矣”。但是到了战国时代，一下子不讲此事了，顾炎武称：“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战国无其事矣。”［12］304到汉代，祭祀之事则变了味，《祝盟》称“汉之群祀，肃其旨礼，既总硕儒之义，亦参方士之术。所以秘祝移过，异于成汤之心，侲子驱疫，同乎越巫之祝：礼失之渐也”，既参入儒术，又参入巫术。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祝官之辞本有“事鬼神示”“同鬼神示”与“通上下亲疏远近”之别，《周礼·春官宗伯》载大祝所掌之辞：

大祝掌六祸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一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策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类，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说。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郑玄注：“此皆有文雅辞令，难为者也。”）

祭司主持祭祀时作的祝文，要求文字庄重典雅，不容易写好。既“事鬼神示”“同鬼神示”，这是鬼神之事；又“通上下亲疏远近”，这是人间之事，孙诒让《周礼正义》曰：“此以生人通辞为文，与上‘六祝’、‘六祈’主鬼神示言者异。”既掌通鬼神之辞，又掌通人间之辞，其间就有转化或融合。“六辞”，邓国光《<周礼>六辞初探》论之甚详②，此处但引“六辞”中“会、诔”两辞都有“主神示”与“生人通辞”两者示例。

“会”，通“禬”，指“主神示”祈福除殃的祭祀。《管子·幼官》曰：“则人君从会请命于天，地知气和，则生物从。”郭沫若等集校引尹桐阳曰：“会同禬，除疾殃祭也。”［14］139但“会”也有“生人通辞之意”，郑众云：“会，谓王官之伯命事于会，胥命于蒲，主为其命也。”郑玄曰：“会谓会同，盟誓之辞。”［10］809

“诔”，祈祷文。《论语·述而》：“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　　。’子曰：‘丘之祷久矣。’”杨伯峻注：“诔，本应作讄，祈祷文，和哀悼死者的“诔”不同。”但也有人间列述死者德行，表示哀悼并以之定谥的“诔”，《礼记·曾子问》载：“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郑玄注：“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谥当由尊者成。”

大祝作“六祸之辞”和“六祈”以“主神示”，是自然而然的，但大祝作“生人通辞”之“六辞”，会不会具有代神“立言”的性质？或受神的致福辞的影响而为“生人通辞”？因此，祝的“资乎文辞”以沟通人神的意味，又有“文辞”自身的沟通——“主神示”的文辞与“生人通辞”的文辞之间的沟通与兼容。大祝能够兼具“主神示”与“生人通辞”两种模式，恰恰说明大祝作辞，具有从“主神示”与“生人通辞”进化或融合的性质。

祝辞在内容上也有兼通鬼神之事与人间之事的。如《文心雕龙·祝盟》载：

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则上皇祝文，爰在兹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矣。

伊耆氏其辞为对神祈愿，舜之祠田则对人，两者都是“利民之语”，巫祝“立言”的共性也就是“利民之语”。巫祝沟通人神，以人为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据《礼记·郊特牲》载，“天子大蜡八”其中有“祭坊与水庸”，坊，水坝；水庸，水沟；“土反其宅”云云为祭祀此两者时的祝文，这是祈求神灵庇佑，各自安守本分，土不崩坍安居山岭，水不泛滥回归河流沟壑，草木生长山林水泽，农田不生虫害不长野草。但是称“祭坊与水庸，事也”，指人们做了水坝、水沟这些事，才能去祭祀祈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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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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