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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饶宗颐先生主张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具有以文化还原为特征的考证旨趣，具有文化史的比较眼光，在艺术研究中注重史料的纵深拓展。
饶宗颐先生主张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具有以文化还原为特征的考证旨趣，具有文化史的比较眼光，在艺术研究中注重史料的纵深拓展。饶宗颐先生曾言，“我们要避免使用一套外来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去堆砌主观架构，来强行套入，做出未能惬心餍理的解说，这是懒惰学究的陈腐方法。我们亦要避免使用旧的口号，像‘大胆假设’之类，先入为主地去做一些‘无的放矢’的揣测工夫，这是一种浪费。总而言之，我们要实事求是，认真去认识历史” ，并指出，“我一向喜欢用哲学的心态，深入考索，而从上向下来看问题。所谓‘问题点’基本是给周遭的因缘网交织围绕着，必须像剥茧一般逐层加以解开，蕴藏在里面的核心才有呈现的机会” 。因此饶宗颐先生广涉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及金石学、书画等诸多学科门类，而成有机的学术整体，具有强烈的历史整一性、连续性，贯穿着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探求。
正如饶宗颐在上古绘画艺术起源的研究中，重点对各时期有代表性的器物图案形式、技法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把握器物图案的形式特征和对后世形式风格的影响。参照此前考古学家李济提出的古器物学研究主张，可进一步看到文化史研究方法对于民间工艺研究等的重要启示。李济提出，“器物的类型就好像生物的族群或种类一样，有它的生命史……就器物的全部来说，最方便的起点是以形制为主体研究的对象，而文饰、用途以及其他的方面都附属在这一主体上” 。“这种由文字向实物形制及其他方面的转向的研究理路改变了把古器物当作‘证经补史’的材料的金石学研究范式，避免‘古器物’化为‘古玩’ ， ‘题跋’代替‘考订’ ， ‘欣赏’掩蔽‘了解’ ” 。这种文化史、精神史意义上对器物、工艺的深入研究，对我们当前进一步研究和梳理中国民间工艺造物文化启发在于，展开严谨全面的文化史研究，并深刻发掘内在精神，进一步寻找和阐释我们民间文艺演进发展的文化历程和精神动因。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饶宗颐先生作为学术大家，秉持中华优秀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博通古今，融贯中西，以深刻的文化自觉、会通的学术视野、对中华文化精神的不懈追寻，在文史哲艺等广博的领域形成了卓越的建树，为推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生弘扬传统、开阔视野、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的学术风范，对后学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饶宗颐先生重视民间文化研究，从治乡帮文献开始，就从地方历史文化出发做深入的学术研究，甚至延展成学术系统，他所倡导的“潮州学”研究不仅涵盖其论著所涉及的各研究领域，还包括民间信仰、民俗、戏剧、音乐、民间文学、方言以及潮人内地移民史、潮州商人的海外拓殖、潮瓷的出产及外销、潮州之南明史等，从而实现“地方史乃国史之一部分，潮州学实也为国学之一部分” 。饶宗颐先生对民间信仰有深入研究，在《谈古代神明的性别——东母西母说》 《论道教创世纪及其与纬书之关系》 《巫步、巫医、胡巫与“巫教”问题》等论文中，通过出土文物、中西文化比较以及文献考证等论述了我国古代民间信仰的一系列基本范畴、现象和思想渊源，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文化价值，发人深思。在相关历史文化研究中，饶宗颐先生也就民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据和论证，如在甲骨骨版研究中，对镌刻着以弓矢射糜于京室图，分析指出“可以窥见古时田猎献禽的遗俗” 。民间文艺是中华文化多姿多彩、生机勃勃的组成部分，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溯本求源，以古今、中西以及多学科融会贯通的视野全面认识，以文化史、精神史的方法深入探究，高扬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弘扬饶宗颐先生的治学精神，研究学术方法，坚定文化自信，践行学术使命，有助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本文原载：《中国艺术报》2017年8月30日 第3版：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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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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