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数字人文的前身是“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人文计算的提出，代表着人文研究中运用电脑运算的技术已经形成一套理论化的思考。学界普遍认为，人文计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意大利神父罗伯托·布萨（Roberto Busa，1913-2011）在1949年开始使用电脑处理神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全集，半自动地生成其中中世纪拉丁文字词的索引。这项工作历时数十年，并曾得到IBM公司的协助。这种取向影响了不少文学研究者，使他们利用电脑处理机器可读文本的内容，对大规模作品作出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更新迭代、数字化内容不断增加，这种研究趋势得到了更广的应用，其影响遍及各个人文学科。大约在2000年以后，“数字转向”（digital turn）时代到来，个人电脑变得十分普遍，成为大多学者能方便使用的设备。“数字人文”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取代了人文计算的说法。综合相关论述，数字人文至少和人文计算有着以下不同：第一，它拥有更庞大的数据量；第二，它不只是强调计算，还经常应用其他研究手段；第三，进入这个领域的门槛变得更低，并且产生了比人文计算大得多的学术影响。

数字人文可被定义为一套提出、重新定义和回答学术问题的更智能办法。所谓“更智能”，不只意味着文科学者驱使数字技术（尤其是电脑数据库）作为外在的工具，来回答他们过去已经提出的学术问题；也应该包含学者由于受到数字技术和思维的影响，而提出新课题，甚至产生新的研究范式。因此，数字人文研究往往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学者一直在做的研究工作，例如对大量资料进行爬梳，找出有用的记载。没有数字技术，学者同样可以做得到，但技术可以帮助学者更有效率地执行这些研究的步骤。二是学者不利用数字技术就无法做到的一些研究工作，例如同时比对上千条数据，辨识其中模式。

简而言之，数字人文研究的内涵是强调人脑和电脑哪一个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更智能和更能发挥作用。当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电脑最智能的，有时候人脑可以更妥善地处理问题。所以，在适合使用电脑的时候，数字人文研究者会加以利用；人脑更能发挥优势的部分，就以学者本身的学术素养来处理。从研究范式的角度而言，这也是大数据时代“远读”（distant reading）策略与传统印刷媒介时代“细读”（close reading）方法的结合：计算机及计算方法能帮助学者在纷繁复杂、数量庞大的信息中快速梳理、定位和把握议题，宏观地“看到”一个学科甚至多个学科脉络中的焦点问题；同时又需要学者发挥个人学养所长，微观地去“探究”复杂信息交汇凸显之处的内在肌理与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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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第1572期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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