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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与人类共同性的表达
微信使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着一种极大的改变。我们不仅可以在一个个不同的微信群中见到熟悉的人，也可以看到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本来他或她可能无缘与我们熟悉，但因为微信群的虚拟在场，我们和他或她之间便有了经一面之交和永久相交的一种互动联系的可能，甚至在微信群里我们可以多次甚至不厌其烦地去打扰对方的存在，逐渐由一种开始实际的陌生而转变为后来虚拟的熟悉。而许多原本并不认识的朋友，皆是因为某种机缘见了面，通过微信添加好友的方式成为朋友圈中的一员。
朋友圈尽管是一种有界限的存在，但它本身却又是无限开放的，它可以通过一种朋友的朋友拉人进入的方式而改变朋友关系的格局和网络的范围。朋友圈只有一种分享和互动往来的功用，却无领导和被支配的关系，更没有权威意识的建构，大家在微信群里是平起平坐的，任何教训人或者高于群中他人地位之上的表达，都可能会遭到群内之人的“群”起而攻之。因此，微信民族志的书写说到底便是当下平民共同体生活的一种白描，它真实记录且可以保持一种时间追溯的延续性。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朋友圈的网络，不需要先确定某一个中心，然后再去看自己或他人的边缘地位是否存在。重要的是，每个人自己就是一个中心，同时也意味着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制造的世界中实际并没有所谓真正的中心可言，这个中心或许只在每一个参与者的心中。既有的面对面交流方式的核心，在于一种交往的实践无需太多意义上的反思，说了便是说了，做了也便是做了，大多依赖习俗的惯例和常识便可以加以解决。但微信的书写往往在这种无反思性的行动之上附加上一种思虑，借此需要考虑的则是话怎么说、字怎么写，由此而使得微信群中形成一种良性积极的反应，并获得点赞和评论的正向强化。
微信以及由此而建构起来的无以计数的朋友圈是一种全媒体的存在形式，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被真正掌握在了每个个体手中，即由一个个具有主体性的人所掌控，由其来发布和转发。在此意义上，很多原来由社会机构负责的事务，转而由个人在自己私密的空间以及随意性的时间安排中完成，床上、地铁里、厕所中以及餐桌上看微信、刷朋友圈，已经成为很多人新的习以为常的行为习惯。在此意义上，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安排都在朝着一种碎片化的方向去发展。人们曾经的时空分配可谓是单一性的，注意力也必然是单一性的，人们只有在工作或劳作之余，才有可能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于休闲的生活之中。但今日在几乎人手一部的智能化手机上的无以计数的大数据意义的点击，已经使得我们难以分辨清楚究竟哪些内容属于工作的一部分，哪些内容又属于休闲娱乐的一部分，这个界限在微信普及的时代被彻底地打破掉。一种新的生活处境在日益凸显出来，即曾经的工作时间被微信所占据，曾经的空闲时间亦被微信所侵扰，并彼此相互交织在一起。
但毫无疑问，每个人自己能够驾驭的时间和空间的自主性在此过程中无形地增长了许多。人们在变成自己时空主人的同时，亦实现了一种开放共享空间的拓展，人及人所构建的群体不再是存在于某个角落的孤立的存在，而是与遥远的他者共处于一个虚拟时空下的存在。人们也不再是相对意义下的个体的存在，而是成为一般人类意义下的一分子，即一种文化相对意义上而言的文化边界的模糊不清甚至失去了自我的边界，人们之间开始更多地透明分享彼此共同性的而非差异性的经验，诸如衣食住行和思想观念。人类学真正开始转变为有关人类整体的学问；而在文化相对性观念支配下，则是猎奇心态地对特殊人群的特殊思考、片面甚至是过度的强调。在此意义之下，人回到了本该有的位置上去，人们在一起开始讨论、关注人和人性的问题并彼此分享所提供的可能解答。恐怕再没有比这一点对人类学而言更为重要的了，原来我们是依据人们在世界各地样貌形态的不同而区分不同的类别，然后再分出一种高低上下，结果西方早期的殖民者和民族学家为此犯下了种族主义的错误。但今天再去看这些有着差异性的人群，似乎真正缺少了彼此之间的那种想象出来的差别，因为人人都有了一部智能手机，人人都在得意和不自觉地狂刷寸许见方的屏幕、发送微信，这其中夹带了文字、图片和声音。所有这些都促使我们不能不去看他们差异性之外的那些共同性及其影响，人的共同性存在的问题重新又回到了人类学家的眼前并被期待着给出准确的解答。显然，微信的广泛普及和使用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当下人类共同性的表达之一。
在中国，微信作为一个交流的平台，它的无限网络连接程序的技术能力，使得人们生活的世界不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深度上都为之一变。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人每天有着不止十个微信群的参与之后，他或她对于生活的理解也一定会是大不一样的。特别是这样一种快速传播的技术，可以在一瞬间传遍由中心而至边缘的中国乃至世界的广大区域之时。比如，一位送女儿出国读书的母亲可以与女儿分享她在法国巴黎街头逛自由市场的场景，这对于没有互联网和微信的过去而言，显然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与此同时，技术的均质化普及所带来的文化落差，也是今天的研究者特别要予以关注的。很多民族地区越来越多地受到这种全球化技术的影响，那里的文化形态以及价值选择也随同全球城市语境的变化而发生着改变。而所有这一切无疑也是由微信所带来的一种极端负面的影响，正像当年西方殖民者进入到西方世界以外的土著人群体中所带来的种种破坏一样，这是今天的人类学特别要加以警示的。
显然，技术与文化之间的不同步或者说二者之间先与后的巨大落差的社会影响力，并非是今天的研究者才会注意到的。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朋1922年所撰写的《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来的“文化滞后论”，至少在距离今天半个多世纪以前的1933年就被费孝通所注意到，并与王同惠一起将此书翻译到汉语世界中来；只是在今天的中国，其有如照镜子一般得到了与在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样的应验。换言之，今天的人类学再一次遭遇到或者面对着一个巨变着的中国乃至巨变着的世界。所有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便出现的现代化的两难，即使在今天仍旧是无解的。微信的存在尽管已经远离了现代性的分离技术，但它从本质上而言仍旧是一门技术，同样会遭遇到技术对于生活世界的入侵与文化体系的自保之间的两难。既有的文化在微信面前，恐怕在其未转化出新的文化形态之前已经面临一种死亡的厄运了。因此，在一种微信民族志的知识生产的时代来临之时，我们显然不能够把这一点完全地忽略掉，而去尽享微信所带来的种种非正常状态的狂欢。机遇总是伴随着风险。一种清醒的思考者的角色在今天变得更为重要，否则，一种失去方向的崩溃随时都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之中。从文化的意义上而言，微信使得相互分离开来的社会虚拟般地凝聚在了一起，这曾经是一种社会团结所渴求的局面，但被现代的技术一点点瓦解掉，这是微信所能提供给我们社会重建的机遇之所在。
我们也要清醒的是，微信既是一个交往的平台，同时也是作为一个虚拟的广场而出现在虚拟的人群之中。其中每一位成员既是观众又是表演者，观众可以鼓掌、叫好，亦可随心所欲的吐槽、说闲话；而表演者则可以自设中心擂台，搭建表演场所，吸引围观群众，甚至可以因为吸收粉丝人群的数目众多而成为网络热捧的“吸粉”、“涨粉”的“网红”。它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无须一种专门的社会的组织，零成本的进入和退出，但又无形之中构成了一种庞大的靠网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只不过是一种在性质上是虚拟化的而其成员又不在现场的团体组织。这基本类似一个没有时空限制的自由市场，形成一种网络平台资源的自由获取、共同分享的机制。这在打破既有的层层思想的审查上算是一个突破性的改变，也因此，控制和筛查这些自由市场的声音，使之形成某一种或某几种的声音变得不再可能。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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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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