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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想保持资料的效度，研究者就必须注重理解并解释被访者赋予的访谈资料（话语）的意义。这其中包括被访者赋予的这些资料的意义，以及这些资料和被访者的行为对研究者而言的意义。格尔茨主张在面对复杂而又含混的文化结构时，首先掌握它们，然后加以转译。这种掌握是以被访者的概念系统来完成的。研究者要进入被访者的日常系统中去，“必须以他们用来界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事的习惯语句来表达”；⑥然后再将所得信息“转译”为社会研究的语言，对此信息的意义给出解释。从意义的角度来说，首先是要了解它对于被访者而言的意义，然后才能够考虑研究者的意义情境。此外，研究者还要关注访谈发生的场景，因为被访者同样赋予其以某种意义，并且该意义与被访者赋予自己的叙述的意义是存在着某种联系或一致性的。⑦
第三步是检查访谈资料内容的真实性。调查资料只有借助一定的语言形式才能表述出来，而调查资料一旦转换成文本表述，那么歧义就在所难免，要想在访谈资料中完全客观地反映事件的“真相”是非常困难的。另外，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发生过的事情总是客观地存在那里，只要掌握了充足的资料就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叙说和对真实的理解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动态的互动关系。故事化的叙事往往会在展现事件的某个部分的同时遮蔽和置换另外的也许更为重要的某些部分，因为只要是具体的人的叙述，就会有叙述者不同的选择、增删、解读（包括误读）和诠释。当局者迷，旁观者未必清。无论身处局内还是局外，人们永远只能看到局部的真相。人类学深入访谈资料整理工作的重点要区分两种真实：一是表述的真实，二是行动的真实。虽然这两个层面的真实都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以问题或事件意义阐释为主要内容的人类学研究来说，形成分析结论的访谈资料却只能属于第二个层面。虽然不能否认在人类学深入访谈中也会出现被研究者撒谎、隐瞒事实或试图进行自我辩解的情况，但是，很多时候人类类学深入访谈可以借助对其他相关当事人陈述的事实进行相互的验证，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混淆“两种真实”的危险。
三
尽管深入访谈的方法相对简单和易于掌握，但是，每次深入访谈所面临的情况十分复杂。因此，必须对现代人类学研究中的深入访谈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些具体操作程序和步骤做进一步的说明。
访谈地点的遴定。一般认为，深入访谈的地点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访谈者能否顺利进入研究现场，能否充分搜集到合用的素材。笔者认为，对于深入访谈，特别是针对一些隐私问题进行的访谈来说，研究者最好选择相对熟悉或者至少在其中生活了一年以上的地方（比如研究者自己的家乡）进行。这样选择的一个最大好处是能更多地通过体验的方式来获取资料。当然，如果访谈提纲设计完善，研究者又有经验，完全可以把隐私屏障的影响程度降低，但无论如何，这个屏障是不会消除的。这时候就需要研究者通过体验的方式感受被访者生长的环境，体验被访者的经历以及所思、所想、所为。另外，相同的地缘、相同的成长背景、相同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可以使访谈者准确、迅速、深刻地领会和理解被访者土话、俚语中的内涵。比如说起民风、民俗、民谚时，如果没有良好的“地方性知识”储备，那么访谈者肯定会一次次失去绝好的深入获取资料的机会；再比如当被访者无意中说起社区内某某人的故事时，如果访谈者并不熟悉情况或者在当时就追问起来，很可能会打断被访者的思维连贯性。
访谈主题的确定。很多人类学深入访谈都是围绕某一个事件或者案例展开。在这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访谈的事件有没有代表性。也就是说，选择了这个事件，可能说明了这样的问题；如果选择了另外一个事件，分析和阐释起来可能又会是另外一码事。笔者认为，对于深入访谈来说，绝大多数访谈的旨趣显然不在于理论的抽象或规律的探求，而在于对事件本身文化意义进行充分的阐释和解读。因此，某一个特定的事件是否会在日常生活中再次出现（是否具有代表性），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具体到一些敏感问题，访谈者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在这起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力量、各种因素纷纷登台亮相，展示自己，从而呈现出关于社会结构的动态图景。所以，对于很多敏感问题的访谈来说，事件是否具有代表性不是访谈者要考虑的问题。当然，如果有人坚持质疑，此类访谈将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同类事件的真相和全貌，我们可以借用维特根斯坦所称的“家族相似性”来回应：在这类访谈中，事件的个体化呈现好比分支众多、世代交替的家族中的某个个人。人们可以说此人的长相和叔叔有几分相似，也可以从他的面容中找到舅舅的轮廓。作为家族相似性的示例，读者可以不受事件的具体内容的限制，展开人类学的想象力。⑧
访谈对象的划定。在深入访谈中，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敏感话题，被访人很可能表现出不配合或者不理解的态度。有鉴于此，访谈对象的选定最好遵循亲缘性原则。首先，访谈对象周围的亲属群的“证人证言”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帮助确定访谈得到的材料哪些是真实可信的，哪些是被访者自己误记甚至编造的（当然，亲缘性原则往往不能保证当事人能够告诉你更多的隐私；相反，人们在一些时候更愿意向陌生人倾述内心的秘密）。其次，访谈者对被访者的背景资料比较熟悉，因为彼此之间有亲缘关系，所以对对方的背景情况比较了解，这将帮助访谈者回避一些被访者容易忌讳的话题，省却了许多背景性资料访谈时的麻烦和尴尬。在一些隐私性比较强的访谈中，经常发现有时对背景性资料比对真正要访谈的资料更难调查，比如当事人的成长经历、以往的社会关系等。也许一些被访者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资料是因为怕牵扯到自己的家人，给他们带去不必要的麻烦。当然，强调亲缘性原则并不是说深入访谈只能局限于亲缘关系范围之内进行。一些成功的深入访谈往往可以在访谈者和被访谈者之间形成一种“拟亲缘关系”，即通过认同宗、认干亲、拜把子等形式，把原有的业缘关系（正式的）转换成一种类似血缘的关系（非正式的）。比如人类学大师摩尔根以义子的身份把自己变为魁北克部落的成员，以便全面、深入、细致地考察该民族的各种情况。
记录方式的选定。在深入访谈中，访谈者往往要根据访谈的进展和实际情况遴选最适合、最恰当的记录方式。在对敏感问题深入访谈的初期，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使用现代化的录音工具，以辅助访谈者的资料收集工作。在访谈初期，很多具体的访谈结论或者访谈目标并不十分清晰。这时，一些访谈者还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资料或者信息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只有整理出比较长的录音资料之后才能知道这一点。可以说，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录音资料为访谈工作的推进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当然，录音工具的出现会给一些访谈场面带来尴尬，甚至造成一定的干扰。在做录音时，访谈者及其助手都要事先征求对方同意，如果对方不愿意，只能以速记和事后回忆的方式来记录。而到了访谈中、后期，要根据实际情况转而采取以事后追记“深入访谈实录”为主的记录方式。
总之，“深入访谈实录”不同于一般的“深入访谈笔记”。“深入访谈实录”是对深入访谈地点所发生的事情及其发生情境的忠实纪录，是对深入访谈地点所发生的事情事无巨细地“原版保存”。而“深入访谈笔记”带有相当大的主观认定性，当访谈者在做“深入访谈笔记”时，已进行了资料初选和数据删减，这样往往会造成其他访谈者无法从一个访谈者的“深入访谈笔记”中发现新的信息和线索。由于缺乏检验性的深入访谈资料，只能按照访谈者本身的主观认知来看整个深入访谈资料的“访谈分析”。而“深入访谈实录”除了具有对被访者本身进行“访谈分析”的深入访谈资料之外，还提供了资料获取的情景、氛围等检验性资料，这样，也就可以使后来的访谈者的相关访谈能够对此前访谈所引征的资料进行检测。
注释：
①［美］流心著、常姝译：《自我的他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②参见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入访谈》，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③参见［美］流心著、常姝译：《自我的他性》，第71页。
④参见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入访谈》，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⑤转引自吕文江：《真假马丁——〈马丁·盖尔的归来〉读后》，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⑥［美］格尔茨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⑦参见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入访谈》，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⑧参见［美］流心著、常姝译：《自我的他性》，第28页。
（本文刊于《世界民族》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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