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思考的人类学研究
从我自己的研究来讲,我1984、85年在福建林村作的田野调查,然后也出版了The Spiral Road: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a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s of a Village Leader这本书。这在美国大学里算是比较畅销的,教中国社会或当代中国政治都会用到这本书,第一版是1989年,后来1996年我又再去林村在住了一个月,把他们的改变增加了两章,出了第二版,另一个新的出版社今年年底要再一次出版。
1987年的时候,美中学术交流会,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底下的一个机构,他们要到邹平去做一个计划。因为大陆那时不开放外国学者到中国大陆做田野,所以美国科学院去跟大陆交涉,交涉结果是大陆社科院开放一个县给他们做研究,就是山东的邹平县。那个县还满大的,有60几个乡镇,要挑田野点的话还算容易挑。那时有个美国政治学者Michael Oxenburg在推动这个计划,他和我的协议是,他做邹平镇、我做农村,一人做一半。我那时对营养和儿童成长很有兴趣,这就很不传统人类学了。那时我找了几个合作伙伴,像北卡大学的医疗人类学者Judith Farquahr还有另外一位研究中国医院的学者Gail Henderson参加我的计划。我自己是研究学龄以前的儿童,他们吃的是什么?营养成分是什么?还有传统人类学家比较会做的身体测量部分。那时为了做这个研究,花了很多时间,比如说公共卫生学界里怎么做community study,象是营养的评估,还有儿童成长发育他们用什么工具去测量等等,这部分我花了很多时间,还找了两个研究生跟我一起做。
这种研究和医学还有公共卫生就很接近。我去邹平三个暑假,第一次最久,住了两个半月,第三年和第五年都各去两个月。除了搜集基本材料之外,也使用营养学还有公共卫生的一些工具,像24小时的「食品回忆」(24-hour-dietary recall),因为小孩对自己吃了什么东西没什么印象,所以要去问他的监护人象是父母或祖父母,关于小孩过去24小时内吃了什么东西,精确的纪录下来。再来记录小孩的身体测量象是胸围、头围等。那时我们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两岁的小孩他的头围和胸围是完全一样的,各位如果是学公共卫生或儿童教养的话可以观察看看,我们的观察是完全一致。后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也发表在期刊上。
1997年时,我还在爱荷华州立大学教书,那时农学院开始推动一个新的研究生课程,叫永续农业。他们来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当然有兴趣啊,我一直都是对农村研究比较有兴趣。那时主要的研究生都在农学院,我们也一起开课,由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主要教师还包括农学院的老师。为什么会有永续科学的出现?主要是美国的农学界到了80年代以后,对当时的农业发展开始有了怀疑。一个小农家平均是四百英亩的农地,大概是一千公顷,大量使用大牵引机、小飞机洒农药、GPS定位等,都是由科技导向的农业发展。这固然使得美国成为数一数二的食品输出国,但很多农学家也开始觉得有问题,因为这样的产业需要大量的石油资源,象是化肥、农药、除虫剂等,石油资源总有一天会用完,这是不永续的农作方式;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农业生产对于环境的污染,下雨的时候会把化学产品冲到水里,然后沿着密西西比河流到墨西哥湾,使得墨西哥湾大量产生红海藻,加上饲养猪、牛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所以一些农学家就开始挑战以科学导向为主的农业制度,开始思考怎么推动永续农业。
后来我就跟他们一起筹备课程、开课,最有意思的一门课,就是利用计算机网路将爱荷华州大、北卡、比利时的大学、印度南部的一个大学,四个学校连线一起上课,但最大的问题是时差的问题。然后还设了chat room,让学生们可以上去聊天。这种东西就非常有意思,跟不同学门的老师一起上课,可以看出他们不同的知识背景和想法。
我后来在2002-2008年,做了一个泰北永续农业与文化复制的研究计划。这个计划主要是在泰国北部的金三角地区,在那里有很多1949年以后跑到那里的云南人,在那里建立了社区。他们早年是贩毒、种鸦片、提炼海洛因。
1980以后金三角的云南人改变了,他们拿到泰国国籍后就不种鸦片、不做海洛英。那时我想去研究他们这种转变到底怎么转变过来的。那时有几个研究伙伴,清迈大学有个地理学者,同时也是清迈大学的副校长,和我合作提供了GIS的信息。另外也有个清迈大学的农学教授也一起参与计划。她是研究土壤的,因为我是要做永续农业的发展,必须很精准的量出来哪一种作物可以生长而不侵蚀土地,或是哪一种农药不会造成污染。所以我们在那几年的时间设了很多监控站,定时取水和土壤来做化学分析,这个经验可以了解从不同学科怎么做研究的。
2006年我回到台湾时,中央研究院前院长李远哲,邀请我领导一个很大的计划,评估台湾原住民社会的发展。中央研究院把这个定位为主题计划,我就和社会学研究所的章英华教授合作,组织了一个很大的团队,有14位教授,包括台大、清华、东华、东吴等,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原住民对社会福利的反应、职业的需求来做评估。这个计划延续了差不多三年多的时间,第四年就把论文出版了。这个之后我自己也提出了一个计划是藏彝走廊的生态环境与文化变迁。所谓藏彝走廊是指四川西部、西藏东部、云南北部这些地区,就是澜沧江、金沙江、怒江三江流域并流的区域。在那边的计划也包括了不同学门,象是地理学、医药人类学等,大概有7、8位研究人员参加。
最后一个研究计划是我去年提出来的,针对台湾原住民社区脆弱性与健康,从健康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台湾原住民会面临这么多的灾害,在灾害之后他们的复健是在哪里?为什么又能恢复?这计划又更大了,当中有四位医生参与,主要是针对某些社区研究自杀倾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自杀?要怎么追踪还有防治自杀?因为在台湾原住民当中自杀是十大死因之一,怎么样防治这个问题?还有社区发展怎么找到新的出路?他们怎么样面临灾害?一共也是有十多位研究人员参加。最后几个都是还在进行中的研究计划,我们会定期聚会,从不同的研究人员去了解面临的不同问题是什么,怎么去帮他们解决问题,大家可以建立、促进彼此的互相了解。
我大概就简单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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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台湾《社会科学论丛》 2016 年 4 月第十卷第一期 【本文责编:商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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