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学科

 

 

　　民国50几年时，台湾工作的机会很少，因为经济还没有发展。那时候我们有一位教国际现势的黄大授老师写了一篇文章叫〈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那时的台大就象是美国大学的先修班，美国需要什么专业或那些专业有比较多奖学金，大家就都学那些去了。像有一阵子物理学红得一蹋糊涂，考进台大物理系的分数比医学系还高；还有美国缺图书馆管理员的时候，台大的图书资料管理系也是很红，因为读完之后就可以到美国继续读书然后变成图书馆管理员。

 

　　那时我也打算顺着这条路走，因为大家都这样，要准备出国留考、托福。我大学毕业时是民国56年，因为母亲去世得早，想多陪陪父亲一下，所以我就先到台大人类学研究所去读。硕二的时候有个密西根州的葛伯纳教授在鹿港的一个村子做人类学研究，同时也在台北做中央市场的研究需要助理。中央研究院的李亦园老师就找我，要我跟着葛伯纳在中央市场做田野调查。做了一年之后，葛伯纳教授就跟我说：你不要在台湾读了吧，就去美国念，在台湾读个硕士没有什么意义，美国有些好一点的学程，你课修完了、资格考考过之后，就可以进博士班并且直接获得硕士学位，硕士在美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过对有些人来讲，这也许是个好的办法。比如说先在排湾族部落做个田野调查、写个简单的民族志，到国外去读书时再翻译成英文，就很容易拿博士学位。但是葛伯纳教授跟我说不要浪费时间，直接到美国去。一边帮葛伯纳教授跑田野时一边申请学校、一边考托福。后来申请到四间学校可以给我奖学金。我本来很想去UBC，因为那边风景很美丽。可是葛伯纳教授还是跟我说不要去，那里的人没什么斗志，还是跟我去密西根州，冰天雪地的地方比较好做学问。

 

　　在美国念书时，发现美国教育跟台湾真的很不一样。在台湾的话，上课时老师上台把大纲写下来、拿起笔记本开始唸，把以前课程内容讲一讲，时间到了就完了；在美国研究所，一学期四门课，每门课每个礼拜都要写个报告。

 

　　老师会给你指定阅读还有题目，第一年的时候真不知道怎么过的，每天都在念书念书，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我想在美国教育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是以「问题」导向：你怎么看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问题在哪里？比如说你要做排湾族的研究，他就会问你，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只要你想不出来你的问题是什么，老师就会问你：那你做这个研究干什么？换句话说，你要先找到你想回答什么问题，你对某个东西有好奇心、没办法找到答案，所以你才要去做研究，这是最基本的对一个研究者的要求。这种训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震撼。

 

　　在密西根州立大学读研究所时，我们班很大，30几个研究生。但第一年过后资格考就被刷掉一半。被刷掉的那一半就再去修些课，准备拿个硕士学位。另外一半就继续读下去。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要做自己所谓的研究，完全根据你想要回答什么问题。当时我的指导教授葛伯纳，也给我一个想法：我们美国的人类学者都是到别的地方去看异文化、少数民族。而你是来自台湾的，可以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社会，为什么不来研究我们美国人呢？所以我就从美国经济史、社区研究开始上课，也选了一个在密西根州北部的半岛作为将来的田野地点，那是个芬兰移民聚居的社区，可以做的题目就是来自北欧的芬兰人如何适应美国社会。

 

　　博士班第三年的时候，我要开始申请田野调查经费。一开始申请时就发现不对，我写的研究计划寄到几个基金会，对方就问这怎么会是你一个人类学家做的事呢？你不是该去研究其他国家的文化吗？研究美国社会不是社会学家该做的事吗？后来过了快一年都找不到经费，我的指导老师就说：那就算了吧，我们实验失败，这些基金会眼界太小就是不肯给人类学家研究美国社会，你就回台湾做研究吧。后来他打电话到哈佛大学燕京学会申请，后来申请到经费，就回台湾来做田野调查。

 

　　我在1973年（民国62年）回来台湾做田野调查，在台中大甲的一个农村，在那边住了15个月，用这些资料写我的博士论文。当时回到台湾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觉得满敏感的。我是民国62年暑假回到台湾，民国62年1月的时候，台湾有个刊物叫《新闻天地》，1月的时候登了一篇文章，说台湾有一些叛逆分子，包括台大的陈鼓应、王晓波等人。这些叛逆分子有海外的联系，就是黄某人。其实台大哲学系事件是在两年前发生的。台大八个教员从系主任到助教都被开除了。其实那时也有想为什么我一回来就又要把这事情挖出来，有点担心是不是又会碰到什么麻烦。那时被开除的几个台大哲学系的朋友就跟我说应该没事，台湾的环境已经不一样了。那时候的台湾经济发展已经开始了，那时的哲学系系主任被开除后跑去当了一间出版社的总编，收入比系主任还高。其他人基本上也都找到别的出路。在一个社会已经是一个党、一个政府不能控制，中产阶级已经出现的时候，极权政权已经控管不了这些了。

 

　　人类学系学生四年修什么课：以爱荷华州大为例我在台湾做完研究在1974年（民国63年）回美国。1975年时我的博士论文写了大概三分之一，爱荷华州立大学打电话和葛伯纳教授联系，说缺一个讲师。我的指导老师就要我过去边教书边写论文。那时美国很多大学还是用「学季」制，一个学季是10个星期，节奏非常快。第一年我去的时候就象是个短期受聘的不固定职员，所有老师不想教的课都丢给我。第一年3个学年就教了8门不同的课，有些课我自己以前都没上过。因为你要站在台上，学生都看着你，只能硬着头皮准备。第二年除了原本的8门课又多了5门不同的课。两年教过不同的13门课后，也增加了自己的自信，不同的状况都应付得来，同时也把博士论文写完，觉得自己要做什么还是做得到的。后来爱荷华州大也把我留下来，给了我一个长聘的工作，从1975年开始在那里教了30年，一直到2005年才回台湾。

 

　　在那里的大学教育基本上是以「问题」做导向。那什么是问题？我引用一个经济史学家Karl Popper的讲法：“A problem is a breach in thehorizon of expectations based on our current stock of knowledge.”我们都根据平常累积的知识，建立我们的horizon of expectations，也就是我们对于事物的期望。比如说我们开车，经过十字路口看到绿灯我们就知道可以直行过去，根据我们的知识让我们知道穿过十字路口时不会被其他的车子撞到，不会期望那时候有车从两边窜出；或是我们进到教室里，看到空位置就坐下，这是我们知道那是可以支撑住我们体重的。这都是根据我们对于一般的知识，帮我们建构出一个期待；当我们的期待破灭、断裂，问题就在这时候出现了，因为和我们一般的理解不同。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质问说，是不是我们的知识是错的？或是我们的理解是有误的？我们都知道，牛顿是躺在苹果树下被苹果砸到头，才提出问题，进而找到万有引力定律。同样的，对统计学者来说，我们可以提出另外的问题是，下一次苹果什么时候会再掉下来呢砸到头呢？

 

　　我们可以问：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假使没有问题意识的话，就很难做研究。我在爱荷华州大时，同时也担任大学部的导师。在这过程中让我发现，其实美国大学部不强调精，而是强调全面。真正像人类学主修的，124学分里只有32学分是人类学专业，其他都不是。不管是统计、计算机、艺术史等等，我们期望人类学毕业的学生有一些基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要有全面的知识，对于一些自然现象、人文思维、哲学问题都要有些涉猎，这样才是个很全面的教育。

 

　　像台湾小学生很常参加一些奥林匹克或其他的比赛，表现好像都不错，但越上去越不行。是不是我们的大学教育，太强调要给一个大学生专门知识、想让一个学生成为大机器中的螺丝钉？如果有机会可以和美国企业家谈的话，像IBM、Google，他们并不期待聘用一个大学生进入企业之后立刻就知道所有的专业知识。他们会给他一段受训的期间，他们认为真正的大学教育，是让一个学生培养出多元能力，让他有很广的面可以接触不同的东西，然后才会有不同的想法。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像台湾、日本、香港、中国大概都有这样的问题，太强调所谓的专业训练，这一点把学生的潜力、可能发挥的能力还有走出自己研究范围的机会给抹煞掉了。变成每个人都只会当个螺丝钉，往后的提升和发展就很困难。拿诺贝尔奖的华人都不是在台湾或中国培养的，都是到外面去才有机会出现。我们太强调专业性，反而让年轻人不知道该如何out of the box，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