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学科

 

 

　　1984年（民国73年），我到厦门郊区一个小村子去做田野调查，后来这个研究结果出了一本书叫《林村的故事》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调查是一个比较传统民族志式的调查。那一年我是在厦门大学访问，一个礼拜上三、四天的课，另外四天就跑到林村住在村子里，在村子里租了个房子，是传统的人类学参与观察法。人类学做研究的话，最强调的就是说你要研究一个文化、社会，就应住到当地去，不但学习当地的语言，对我来说当地的语言不是问题。因为在闽南讲的差不多等于是我的母语；然后参与他们的生活，在生活上跟他们打成一片，把你自己放在当地当地村民的角落里，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问题，当有一天你能够像当地土著─人类学叫native，当你能够像土著一样看问题、想问题、解释问题的时候，那你就是个成功的人类学者。

 

　　那时的田野调查还有四个厦门大学的研究生一起去，因为那时候「人类学」对厦门大学来讲是很新的东西，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干嘛的，而且中国大陆那时候对于境外人士还是有很多管控。所以那时有两个台湾研究所以及两个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生跟我到村子里去，一起住在村子的书记家里。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四位同学都用很大的碗、吃个两三碗饭，看得我们都吓了一跳。而且一般而言，田野行程早上会去访问、调查、座谈，中午吃完饭后继续工作。但这几个研究生还要睡午觉休息。我说：不要睡吧，他们的反应是说：不行不行，一定要睡。后来那四个研究生就得出一个结论，你们在美国、在台湾生活一定非常好，所以精神、体力特别好，能吃少少的饭、中午不休息就继续工作做研究，不像我们这里生活很苦，精神也不好。他们一直跟我说：你们一定是生活太好了，过惯好日子的，做研究才能做得好。我想这是个很大的误会。大概民国42、43年的时候，我正在嘉义的朴子念小学。那时候其实台湾是非常穷的，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同学都没穿鞋子，我是唯一有穿鞋子的，因为我的父亲是在嘉义东石中学教书，我算是公教人员子弟，所以好一点。但也不是穿好的鞋子，是缝过、补过的。民国40几年的时候常常有一句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们一直都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生活的，可能以前确实是营养不好，冬天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冷，穿再多的衣服都不够，这跟当时的环境是有关的。台湾一直是到民国60年代后才走出这个贫困的年代，开始发展得非常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很多新的东西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并不是一直都有的，在我记忆中，从小的生活是很艰苦的。

 

　　为什么我会走上人类学这条路？这其实是有点凑巧的。我父亲是广东潮州人。潮州在民国20年左右大概算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他后来又跑到上海去读法学院，基本上他是当时我们所谓五四运动后的进步青年，有着要改变社会、为国家贡献这样的想法。在某个程度来讲，他是五四运动之后的产物，是非常自由主义导向的，所以他并不会要求我们一定要做什么或一定要好好读书，而是以比较诱导的方式让我们去发展。像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对理工的东西就比较有兴趣，看到手表就把它给拆了，看里面是怎么回事。他们后来都去读机械、土木这方面，也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父亲则认为我是比较会走向文学的路。刚来台湾时我才小学二年级，我父亲晚上就会讲三国的故事给我们听。有天晚上我就问我父亲关公后来是怎么死的？隔天他买了一本很厚的三国演义回来，翻到关云长败走麦城那一段，叫我自己看。但当时的我年纪还小根本也看不懂，父亲就叫我下次再来，让我有种被羞辱的感觉，所以开始努力念书。小学三年级时就把整本三国演义给看完。在这种状况下培养出我自学的兴趣，尤其是与史学有关的，找到书就拿来看，我父亲也从来不会阻止我看闲书。

 

　　我初中、高中都是念嘉义中学，当时算是比较自由放任的学校。我和一些同学很强调：读书是为自己，不是为考试，也不是为联考。当然我们那时候的学生也比较叛逆，早上到学校就躲在后面几排先吃便当，中午溜出去打篮球、下午溜出去看电影，好像这样才比较有个性。在嘉义中学六年，我在老师心中是坏学生、不务正业。好像这样才能证明我们不是为了考试而读书，有几个同学还会故意在大考前溜去看电影，很强调说唸书是为了自己知识的满足，不是为了应付大专联考或什么东西。

 

　　后来中学要分组，我们几个同学还写了联名信去抗议：我们来念书又不只是为了要应付大专联考的，把我们分组是为了什么？当然学校也不理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就继续去看电影。当时有个刊物叫《自由中国》，我们几个同学就很喜欢看，对于威权政治、对于不讲理的压制，我们都非常强烈反对。后来《自由中国》被禁掉了，接着有《文星》，我们也是接着看，觉得有一脉相承的感觉。现在如果可以去看嘉义中学的纪录，高三毕业时我们班上55个同学，我是第51名。我们班55个人只有5个人考上台大，其中一个是我。我一直认为说，去追求学问一直是对我自己的回答、满足我自己的需求，而不是为了工作或考试或其他的什么。这是我一直的坚持和原则，一直到后来都没有改变过。

 

　　为什么会考上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呢？这又是个巧合。我父亲是念法律的，他一直以为我会去念法律。但后来填志愿时，我跟他说我对法律真的没兴趣，只对历史和考古有兴趣。父亲也没阻挡我，只要我考虑未来找工作的问题。到考古人类学系上课后才发现比读历史还有兴趣，因为他接触的是实际上的，不管是做考古去接触标本、遗址、遗物，或做文化人类学去接触到活生生的人。这比从书本上、从字面上来了解人跟社会更有意义。我到台大之后，一个班有10个同学，第一年之后我们班上就转走了5个，可能把考古人类学当作跳板，剩下5个人就坚持下来继续读下去。

 

　　当时很碰巧地进到台大这个环境。那时的台大还是一个自由主义风气相当盛的地方，老师们也都教导我们，不要向威权低头、不要向不合理的东西低头，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主见、对别人的尊重，这样的想法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时任考古人类系系主任是芮逸夫先生，很仙风道骨，和同学们又很亲近。我是很调皮捣蛋的人，上课就左问右问、挑他的毛病问。下了课老师会找我一起走、带我去吃饭、去家里看他的藏书；还有卫惠林老师也是，对学生非常亲切，学生有问题他就非常高兴。他们很鼓励你自己去思考，但这样的情况并不普遍，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同学最大的功夫还是很会抄笔记。有时候仔细看，他们会连老师上课讲的笑话都抄了下来。

 

　　台湾学术界好像常有这样的状况，老师们希望同学可以更独立一点，能够发掘问题、能够思考、能向外走。但一般的同学都还是比较保守。像我们这种比较调皮的，就去参加一些社团，像大学新闻社、大学论坛社，尽量把一些跟大家相关的议题提出来，像学生的权益是什么？自由是什么？民主是什么？这在当时台湾的威权体制下还是不能谈的。但我们还是会在学校里面办活动，象是音乐会或邀请人来演讲，介绍一些比较进步的思想。可是这样的活动有时候就会触到校方的红线。像有一次我们办演讲谈民族音乐，邀请许常惠老师来演讲，但后来被禁止不准办，因为民族在当时的台湾是个敏感的议题。当时我们透过活动的机会，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和看法，强调我们有独立的人格跟我们自己的尊严。这样的思想不是一个政权可以压制和管辖的，这精神是我们一直想强调的。我们这群人也是具有自由主义的精神，并不相信有任何一种教条、教义可以支配人。我们排斥任何不合理的威权，这种东西也一直作为我们立身处事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