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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介子推是否到过介休，以及“绵上”或“介山”是否在介休境内，则是另外一个关键问题。顾炎武等学者对此同样加以否定。顾氏提出的反对理由中最强有力的一条便是晋国疆域拓展过程有着明确的次第关系及相应地理范围，“况文公之时，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与晋都远不相及”。顾炎武对先秦时期的晋国历史作过相当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于“绵上”“介山”的考定，也可以说是他在先秦史地研究中所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因此，对于这一论据，不少研究者深表赞同。
粗看之下，顾氏之言甚有理据，既然霍山以北（包括霍山）都是“狄人”所居之地，越出了当时晋国的地域范围，当时晋国的北界就是霍山，那么，介子推隐居之地“介山”也就不可能在霍山以北的介休市境内了。然而，恰恰就在这一点上，笔者不敢苟同。顾炎武等学者在此处出现了一个认识上的很大的盲区或误区，从晋国疆界扩展历史状况与地理方位来判断介子推没有到达或退隐于介山（绵山），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无论从当时的晋狄关系而言，还是就先秦时代民族地理格局及交通状况而言，介子推当时到达介休及灵石一带，并隐居于绵山之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着较为充分的理据，完全否认是不可取的。
其三，寒食节文化的传承与普及是否与今天介休地区有关，这一问题的答案无疑也是肯定的。这种状况已与寒食节的起源问题，或介子推故事的真伪问题，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因为无论介子推故事如何，寒食节风俗却自东汉开始在并州地区实实在在地出现了，而且影响越来越大。寒食节漫长的传承历史实际上已成为中国民俗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非凭借纯粹的学术之争可以解释，如普通百姓传承寒食节文化，借以寄托对于介子推等前贤的追思，已超出了所谓学术真伪的问题了。同时，介山（绵山）一带成为传承寒食节文化最典型的区域，早也成为人们的共识。
其四，与普通节庆风俗不同，“寒食”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变化。寒食节风俗的出现、普及以及延续千年之久，是否有着更为明确的物质生活史以及生态环境史意义与价值，同样也是值得学者们深入研究的。笔者恰恰以为，在这个方面确有进一步深入探索的必要。此外，寒食节在千百年的传承过程中，加入了相当丰富的文化习俗内容，凝结着中国传统节孝文化、大众娱乐文化的精华，其重要意义与价值确实值得广大研究者持续关注、研究与发扬光大。
综而言之，寒食节文化诸问题之争，涉及到较为复杂的先秦时代历史地理问题，其中也包括介休历史乡土地理与地域文化内容，既然存在诸多争议之处，确有深入分析与重新理解的必要。本文试图在古今研究者讨论的基础上，从历史乡土地理的研究角度对介子推故事与寒食节风俗出现的历史地理背景进行一番深入的分析与说明。
二、介子推、介山地理方位与介休的关系
首先，历史时期对于寒食节风俗、介子推事迹以及与介山、介休的关系等诸多问题，都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认知过程，存在明显的时代差异。重现与分析、理解这一认知过程，对于我们今天的讨论十分重要。即使像顾炎武这样的大学者，由于资料等多重因素限制，其关于这些问题的论点并不十分确切，而后继的研究者也没有对于这段认知历史进行客观的、分时段的细致分析。笔者发现，对于介子推事迹与介山、介休之间关系的认知，与寒食节风俗的传播历程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寒食节的风俗演变与推广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当时研究者的思考与观点。自东汉以来，多数研究者（特别是地理学家）逐渐倾向于将介子推所归隐的介山，定位于今天介休、灵石、沁源三县市交界之地的绵山，而对于这种难以逆转的倾向，顾炎武等学者似乎有些故意忽略了，缺乏必要的尊重与考量。
《左传》的记述是介子推事迹最原始的依据，据《春秋左传注疏》卷十四载云：
（僖公二十四年，即晋文公元年，公元前636年）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注：介推，文公微臣。之，语助。）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注：蒙，欺也）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注：怨言谓上下相蒙，难与处。）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注：既不求之，且欲令推达言于文公。）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注：偕，俱也）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注：旌，表也。西河界休县南有地名绵上。）⑩
应该注意的是，在《左传》的这段记载中，只提到“绵上”与“绵上之田”，并没有提到“介山”。杜预所云“绵上”在“西河界休县”，即指当时西河国界休县，同样也没有注释“介山”之所在。
据笔者检索，最早将介子推故事与“介山”联系起来的典籍是《楚辞》。《九章·惜往日》云：“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2］133《史记·晋世家》是关于介子推事迹的另一部重要文献，司马迁对《左传》所记介子推归隐事迹只是略加补充，并采纳了《楚辞》关于“介山”的内容：
（晋文公）使人召之（即介子推），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3］1662
在时隔数百年之后，司马迁确实在《史记》里对《左传》相关记述内容进行了新的补充与阐释，如从“绵上”变为“绵上山中”，从“绵上之田”又变为“介推田”，“绵上山中”最终也改称为“介山”，从此“介山”就与介子推联系起来。而正是司马迁提出的“介山”，启发了顾炎武等学者的灵感，并将“介山”方位的考定作为关联研究的重点。正如《日知录》所述，西汉时期确实已有一个相当著名的“介山”，位于河东郡汾阴县，《汉书》卷六《武帝纪》载云：
（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夏四月，诏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应。其赦汾阴、安邑殊死以下。”［4］200
西汉时期，位于河东汾阴县的后土祠，号称天下“三大祠”之一，是汉朝官方最为重要的祭祀场所之一，具有崇高的地位，汉朝君臣经常在这里举行祭祀仪式。而同在汾阴县境内的“介山”，也由此得到了朝廷的关注与尊崇11。《汉书》注引文颖曰：“介山在河东皮氏县（治今山西河津县西）东南，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与此相印证，《汉书·扬雄传》也特别提到了后土祠祭祀活动与“介山”：“（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4］3535颜师古注云：“介山在汾阴东北。”之后，扬雄在其所作《河东赋》中不仅描述了介山的景色，而且还特别提到了晋文公与介子推的故事，由此暗示介山与介子推事迹的直接关联：“……于是灵舆安步，周流容与，以览虖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龙门。”［4］3538据此可知，汉武时期，河东地区已有一个名闻天下的“介山”，而且不少士人已认定与介子推故事有关，即介子推归隐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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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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