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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是费孝通的老师。战争期间，他被困在一个岛上，就继续做调查。他的观点也很有道理。他认为，那些对于共同的文化影响、社会心理的分析都很玄，不如就事论事：功能在起作用，也就是需求。需求创造了文化。
北欧的故事研究也很发达，主要有科隆父子、阿尔奈等。他们开始把全世界范围的故事异文都搜集到一起，并且考虑对于这些海量材料的整合方式，希望编制一个索引性质的工具，如同图书馆内的卡片箱。在此过程中，他们开始思考异文的共同点。
以上巡礼的过程告诉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无穷尽的。随着时代变化、人类智力的提升，我们会不断挖掘出事物的本质和非本质的特点，对其有较为完整的或说更接近事物的认识。我们常问别人“你是哪个学派的？”实际上千万别以为某一条路就是绝对正确的。不断接受新知识特别必要。
三、共时研究·历时研究·形态学研究
从事故事类型和异文研究的学者手中都有一把钥匙，阿尔奈的钥匙，叫“type”——类型。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所附的主要故事类型示例都是它。类型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尚无人下明确严谨的定义，如果非要笔者来解说的话，可能是：类型是一个或一群故事，由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中心母题组成的情节基干构成它的中心。假定两则文本的情节基干和中心母题不一样，它们就属于不同类型。笔者表述得还不好，尚在摸索之中。
“类型”是1910年提出的，但并没有人给它严格、科学的定义。直到今天，类型究竟是什么，有哪些，还是一笔糊涂账。阿尔奈之后，首先是俄罗斯的安德烈耶夫，他把整个俄罗斯的故事都用阿尔奈的办法编制了索引，因为北欧和俄罗斯的故事相近者非常多。他的代码叫“AA”，就是“阿尔奈-安德烈耶夫”。其他国家后来也都陆续有了类型索引。最好的是德国的五卷本“格林童话世界各民族异文索引”。各国在编制过程中又加上自己的东西，比如日本的稻田浩二就有自己的索引体系，还有一位日本女士池田弘子把AT体系挪来之后也加上自己的内容。据笔者先前的统计，约有四五十个国家都有自己的AT体系，现在可能更多。
1928年，普罗普的研究得出了比阿尔奈更为抽象的结论：凡神奇故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幻想故事都只有31个功能，其中或可能缺少某几个，或偶尔发生一些转换，但顺序大体都是一致的。他所做的相当于一块神奇故事的模板，超出这个模板之外的就不是幻想故事。他的工作辛苦到什么程度？所有的材料笔记展开来，一个20平方米的地方铺满了也不够，最后却凝炼为一张很简单的表。普罗普提出31个功能项之后的1932年，汤普森被芬兰学派请去做了一项补充工作。为什么叫AT？就是阿尔奈（Aarne）和汤普森（Tompson），由汤普森把阿尔奈原来的索引加以丰富，使其更具有世界范围的权威性。在此过程中，汤普森并没有特别拘泥于阿尔奈的设计。他想，是否可以在类型之下，寻觅更小的工具或尺度，来解析故事？于是他提出“母题（motif）”。之后还有人把它更小化了，如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神话素（mytheme）”，邓迪斯也做了另外一种更细致的分析。
特别要谈到的还是普罗普。普罗普的上述工作直至30年后（1958年）才被译为英文。形式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特别兴盛，有些人甚至按五角星形状排列诗行，导致诗歌几为文字游戏，在这种环境下，有相当一批人专门研究形式。形式本身是极其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经常为意义所困而搁置了形式。对于民间故事，我们固然知道意义可能有同异，但彼此间真正雷同之处更多在于形式，然而我们的研究却时常抛开形式谈意义。
这就要引入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谈一切问题，时空的限制既有帮助，也使人困惑。它看似简单，好像基督教的十字架，我们讨论横坐标和纵坐标之间的交合地带。历时是我们探讨一切问题时最直接的感受，为什么？因为说到任何事情都会牵涉时间范畴。可是，我们通常都是在共时的环境中生活。过去常开玩笑：“关公战秦琼，谁打得过谁？”如果叫小孩来说，“关公战秦琼”为什么不可以？都在一个舞台上，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共时的。我们常把共时、历时搅在一起，却不大关注此二者的联系。其实，任何对事物的历时观察也都是要解构原有的总体结构，因此我们谈论历时问题，很难将所有的成分和关联都放在一起，必然仅限于某一具体对象。但共时不然，它能在更宽广的范围内集中所有对象，完全抛开时间概念。这两种研究方法是不相容的，如果同时使用，结论必然不准确。我们过去不太关注形态学研究。20世纪50年代时，一位不错的翻译家将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译为《民间故事的词法》，因为在语言学中，morphology是“形态变化”，通常译为“词法”，是指词尾相关部分的变化。实际上它并非语言学的专有术语，而是更广阔的文化学概念。形态学并非从普罗普才开始，如果翻一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其中已多次谈到形态问题，直到普罗普才正式给予它特殊地位。
《民间故事形态学》出版后，列维-斯特劳斯一方面评价说：真了不起，真是醍醐灌顶，普罗普为我们开辟了新天地；同时，他又有些沙文主义，说：一个俄国人，在闭塞的环境中，居然有如此发明创造，原因在哪里？思来想去，他的祖上是德国人，所以他有这般头脑，能得出形态学。他还提出一个问题：把故事像积木似的拆开，那么故事的历史发展哪去了？普罗普气坏了，原来他早就设计好，到“二战”时期才完成的另一本书，叙述故事的历史根源，即谈意义的方面。历史根源和形态学两书相当于姊妹篇。
四、民间叙事的生命树
《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怎么来的？说来也简单，中国、日本和韩国有一个“东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最初倡议是韩国的崔仁鹤，他对稻田浩二建议成立一个国际组织，并致信钟敬文。钟敬文表示支持，就让笔者去，从而成立了这一学会。其宗旨是研究三国共同的故事，每次会议提一具体题目，像两兄弟、蛇郎故事等，到今天已召开过十几届了。当时还有一个奢望——编一部“亚洲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即比较索引，因为现在虽然有世界性的索引，但东亚民族还没有共同索引。
一次开会提出“狗耕田故事”这个题目，笔者思来想去，决定与其急于写作论文，不如先把材料凑齐。于是笔者就选择了浙江的狗耕田故事，因浙江的少数民族相对不多，世居民族的成分也比较稳定，文化同质性较强。然后，笔者将所有搜集到的故事逐一分解，并写出梗概。最初，笔者将这三十余则故事信息都以横行列出，发现有一段情节在所有文本中都是一致的。一再分析研究之后，突然间将其纵向立起，凡各文本一致之处就变粗，不一致处则变细，出现一个树形图，粗者如树干，细者似树枝。而树枝上或有两则文本，它们又在某处有同异，因此又生出另一根细枝。最后发现，这是一个树状的结构。在此过程中，笔者逐渐对题目有了些想法：什么是类型？在一个类型中，各个不同的异文之间是何关系？这些关系有什么特异之处？另外，它们是如何彼此衔接的？笔者发现，一个类型下可出现类型变体，因此从类型中可再生发出另一单元。除了类型变体，笔者又发现，有些地方的链接能力特别强，另一些则很弱。一个类型，除了最基本的要素之外，它本身如何发展？笔者就采纳共时的方法，不谈它的过去，而是强调，如果我们平面地看，它呈现何种状态。现在说来简单，当时做起来挺费事，列的表特别多，纸铺开后比这张桌子面积还大，需一点点粘贴起来。
有趣的是，崔仁鹤问，得研究狗是不是真的可以种地？笔者答：“这就又涉及意义方面了。有些文本中狗不是种地，是能做别的，但实际上和种地得到的结果一样。”诸如此类。和稻田浩二也非常友好地争论了前后三年，他说：“为什么是两个中心母题？我给命名叫‘核心母题’。”笔者说：“中心母题和核心母题不是一回事。”他坚持认为二者就是一回事，并说：“狗耕田并不重要，什么重要呢？狗坟上长出一棵神奇的树才重要。”狗在弟弟这儿才能种好庄稼，在哥哥那儿种不好庄稼，哥哥打死狗之后，将其掩埋，坟上长出一棵树。弟弟来哭坟，树上就掉元宝，哥哥一看也去，结果掉下的都是鸟粪、长虫。他认为“狗坟上长树”才是核心母题。而笔者命名的“中心母题”，并不在于它能构成别的东西，因为共时研究不需要涉及历时的、将来的发展情况。但“核心母题”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核心”一定是外围还要继续发展的。所以概念的选择很重要，需要费心琢磨。另外他问：“为什么有两个中心母题？能否合并为——一只会耕田的狗，有神奇的灵魂，它的坟上可长树。”笔者却认为，如此可能又陷入另外一个历时的思路中去了。笔者再三表示：“我和您的分歧是您还在历时的范畴里思考问题，我同意您的历时研究思路，但您不同意我在特定时候采用共时视角。”
最后，想强调一点：我们在从事研究的道路上，不要只抱着一棵树吊死。条条大路通罗马，各种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如果共时研究能从索绪尔那里多收获一些启迪，它将在我们的工作中发挥非常好的作用。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17年第1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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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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