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音信仰是中国佛教极其重要的环节。无论是高深的佛理研究，还是在世俗的民间崇拜，观音都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事实上，在中国的佛教文化中，很难找到比观音更具有普遍影响力的佛菩萨。观音与释迦牟尼不同。释迦牟尼视为与我们处于同一时空域的历史人物，具有历史事实的依据，在其开显的佛说中，可以展现过去未来的各种事迹。而观音的形象就展现在佛说的各种事迹中。因此，相比释迦牟尼具有的历史确定性，观音的形象就具有更为多样的可塑性。这些可塑性，既需要与佛教的教义保持根本上的一致，同时又需要满足信众普遍的心理预期。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这两层需要共同塑造了汉地观音形象。

　　汉地观音形象最为独特的地方在于观音形象的性别转换。著名观音研究学者于君方认为：“Avalokitesvara（观音的梵文名）和所有大乘菩萨一样，无法断言具有任何性别特征。虽然在印度、东南亚、西藏地区及中国唐代以前，这尊神祇通常被描绘成英俊庄严的年轻男子，然而自五代以降，观音开始经历一段女性化的过程；到了明代，此一转变过程臻于成熟，观音成为完全汉化的女神。”印度的男身观音转变为汉地的女身观音，这与中国佛教的世俗化具有内在的联系。

　　一、印度观音信仰的性别特征与信仰类型

　　观音在古代印度的形象主要呈现男子的相貌。佛教学者李利安教授认为：“观音身世信仰的渊源与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主要是由三大部分组成的：第一，前佛教时期观音形象的萌芽；第二，印度大乘佛教男身观音说；第三，中国佛教的女身观音说。”在前佛教时期，观音形象的产生与婆罗门教的“双马童”有关，观音信仰延续了“双马童”信仰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持咒感应的特征。而至印度大乘佛教时期，则在多部经书中涉及到对于观音身世事迹的阐述。比如《悲华经》的王子说，《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菩萨授记经》的莲花童子说，《大悲心陀罗尼经》的“千光王静住如来”弟子说，《大悲心陀罗尼经》的古佛说，《十一面神咒心经》的大仙人说，《不空绢索咒心经》的“世主王如来”弟子说，《楞严经》的佛弟子说。这些说法，各不相同，具备了成道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形象。但是，其中有普遍的共同点，这些观音身世的主人公都是男身。

　　在佛教典籍中，既有对于观音身世的不同说法，也有对于观音信仰的不同功能的阐述。据李利安教授的研究，印度古代观音具有现世救难、来世接引、般若解脱、密印神咒等信仰类型。这四类功能可以分为四个层面来看待。其一，现世救难是最为普遍与广泛的观音信仰，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能够救人于苦厄危难之际。其二，来世接引是现世救难的深化。如果只是救人暂时的苦难，众生还是饱受轮回之苦，故拯救现世的苦难并不彻底，需要将众生接引到西方净土，使众生永不退转，才是最大的慈悲。因此，观音信仰与净土信仰联系起来，观音菩萨与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统称为西方三圣，接引临终者往生西方净土世界。可以说，来世接引比现世救难更为彻底。其三，般若解脱是现世救难和来世接引的共同的基础。缘起法是佛教的理论基础，无论小乘大乘、南传北传，佛教一切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奠基于缘起的理论之上。正是由于观音能够体证缘起之空理，才能无碍于世间假法的困扰。而众生由于没有体证到缘起性空，故将假法视为真实，永受轮回之苦难，因果之枷锁。观音之慈悲，救人现世苦难与来世接引，都不如帮助众生开悟，促成众生的般若智的生起，使众生了悟到万法的如如实相，从而修成正果。观音信仰与般若经典的结合（如《心经》），就是这一类信仰的极好表达。其四，密印神咒是解脱苦难的捷径。如果从凡夫修行到佛菩萨，需要漫长的过程。这对于有文化的研习者尚且如此，对于没有文化的底层百姓显得更为困难。于是，无论哪些阶层，都具有迫切的需要，能够在较短的过程中获得不可思议的效果。称念观音名号，以及其他密教中的咒语，就显得方便快捷。此外，密教中的观音可以幻化出不同的形象，众生可以在他们能够理解的层次获得观音的援助。

　　在古代印度的观音信仰中，上述四类的信仰类型，主要通过男身观音形象表现出来。虽然在佛教典籍中，观音的化身可以男身，可以女身（如《华严经·普门品》有七种观音女身形象，《楞严经》有六种观音女身形象）。然后，由于在古代印度，女性的地位极低，“在古典印度教中，最能简单明了地标明妇女的地位的是这样一个传统的共同信念：即无论妇女的种姓如何，她们都不能获得解脱，除非她来世再生为男人。从逻辑上说，生为女身是恶业的结果，它意味着，在此世轮回中，她是无权获解脱的”。观音的出身与化身，就很少会出现女性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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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