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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志科学性探析
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研究工作已经表明：我们(现代文化群体)所接受的逻辑规律并非具有普遍性，某些边远地区土著居民具有与我们不同的逻辑。(32)格尔茨也说：“人类学，或至少解释的人类学，是一门科学：其进步不以达于观点的一致为标志，而是以辩论的巧妙为标志。使我们在争论中彼此激怒对方的精确性才是最上品的。”(33)我们不禁要问：文化志的描写以及其研究方法到底能否阐释文化，它们在方法论上是否还有指导意义?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在理论上到底有没有可能性?(34)当然，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还是首先来弄清楚何为科学?科学是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反映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活动。从这个定义上去看，科学至少包含三个基本的要素：事实、规律和实践，以事实为基础，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人类学是一门科学，也要具备以上三个基本要素。同理，作为人类学标志的民族志要追求科学性，则要在文化描述和文化批评上下工夫。而要达到文化描述的真实性和文化批评的至善性，则又需要我们弄清楚真实和价值的互相关系、真实的本质、获得真实的方式、价值的评价标准等相关问题。知识性问题的真实在一定条件下只有一个，而评判性问题的价值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多元。在两者关系中，真实是基础，价值是核心，真实和价值有机统一。把以上理论和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诉求结合起来，我们能很清晰地得出民族志危机问题的解决和民族志科学性的建构，不外乎就是如何获得真实和彰显主流价值两个方面的问题。
民族志真实是指民族志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民族志要达到真实，会涉及谁去写、写什么、怎么写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以及调查者与被调查者、被调查者与文化、调查者与文化、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和文化等一系列相互关系。在如此众多的问题和关系中，归之一点，就是如何看待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民族志要书写真实，简单地说就是要找到联系主体和客体关系的途径和方法。综观民族志书写历史，从表面上看，业余民族志既非客观又非主观，经典民族志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后现代民族志做到了主客观的统一。这样去看，民族志书写危机应该得到了解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可以从西方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和中国人类学家朱炳祥的研究中去发现端倪。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中这样说道：“本书中的作者没人认为任何文化描述都一样好坏。如果他们支持一种如此无足轻重和自我拆台的相对主义，他们就不会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写作详尽的、有承担的批评研究文章了。”“承认民族志的诗学纬度并不要求为了假定的诗的自由而放弃事实和精确的描述。‘诗歌’并不局限于浪漫的或现代主义的主体性;它也可能是历史性的、精确的、客观的。当然，它也像‘散文’一样为惯例和制度所决定。”(35)那么，在克利福德眼中，什么样子的民族志文本是尊重事实和好的?他认为民族志的写作至少以六种方式被决定：语境上的、修辞上的、制度上、一般意义上、政治上的及历史上的。这些决定因素支配了内在一致性的民族志虚构的铭写，他因此认为民族志的真理本质上是部分的真理。(36)从克利福德的论述中，我们能看到他也承认民族志写作是有一套制度和规范的，文化描述还是要追求一定规律性，不是追求绝对的相对主义，现实的历史和权力等因素使民族志书写只能达到部分性真实。而在朱炳祥的研究中，他借用福柯的话语和权力理论，在民族志书写中主张多重主体，第一主体即田野对象、第二主体即民族志作者、第三主体即评审者，通过三重主体的叙事而形成文本，用以去解决后现代民族志的困境。(37)再结合他有关民族志书写理论的其他文章，我们能够看到他提出的多重主体的民族志看到了主体间、主体与客体、田野的关系，确实解决了民族志撰写中诸多问题。比如，他在文章中用了一个后现代词语“互镜”(38)作为连接不同主体的纽带。但是他也在文章中这样说道：“‘主体民族志’是对科学民族志的颠覆，但这种颠覆并不在于用一种范式去取代另一范式，而是对各种范式意义的根本性质疑，进而达到对不同民族志作者及作品的相对性真理的认可与平等性地位的确立。‘主体民族志’消解了民族志作者建立话语霸权的雄心。既然所有的民族志都是主体的建构，那么所谓的客观真理就不再存在，某一个或者某一派人类学者的话语霸权就显得滑稽可笑。”(39)自此，我们知道了克利福德认为民族志是部分真实，而朱炳祥则认为民族志没有真实可言，有的只是不同的主体。笔者不禁要问：民族志的目的如果不是对真实的追求，人类学还是人类学吗?部分真实和真实的区别何在?一门学科存在的主旨何在?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准是什么?究其根源，其实在于研究者还是没有找到连接部分与整体、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真正纽带。
民族志真实来自实践，实践是检验民族志真实的唯一标准。基于此，笔者认为解决民族志危机、树立民族志科学性的唯一方式则是建立“实践民族志”。实践本身具有主观能动性、客观规律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特点，因而能够很好地把民族志书写中的主体、客体联系起来;实践检验真实的标准是确定的，也是不确定的，因而实践中的真实就具有绝对真实和相对真实两个属性;实践本身就是不断运动、发展的，这是对于以往民族志种种实践的认同和批判;实践离不开田野，这就奠定了民族志书写的根基。因此，实践民族志的建构，能奠定民族志书写的实践本体论基础、认识论基础和价值观取向。当然，在实践民族志建构过程中，还需要具体的方法和策略。作为一门不断走向成熟的学科，人类学要在发展战略层面上，即理论和原则上具有一定确定性，同时在发展策略上，即具体方法和路径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也就是说，民族志书写中必须要有一定的“硬核”和一定的“保护带”。在硬核中，田野是基础，田野工作是动力，整体观、尊重、理解“他者”、保护文化客体是原则，求真至善是目标。在保护带中，民族志体裁、修辞、主题、具体范式，则随着实践情景可以不断变化。只有这样，民族志书写才能得到继承和发展，民族志描述的真实性才能得以保证。
民族志科学性不仅仅指在文化描述上的客观，也指文化价值上的至善，价值上的至善是其真实性的指向和目标。人类学学科是十分注重历史的，在对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认识和批判基础上，一种新的文化批评才能产生。今天，人类学已走过了为殖民主义服务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阶段，正迈向新的阶段，这是人类学本质的回归。比如，当代人类学的两种文化批评方法，即认识论的批评法与泛文化的并置法，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自我，也就是采取“变熟为生”(defamiliarization)策略。这也说明随着对原始部落和异族研究吸引力的下降，人类学有回归本土的研究趋势，这就拓宽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和主体，当代公共人类学随之呼之欲出。人类学历来具有公共关怀，正是学科内在的文化批评的纬度构成了推动它研究其他社会的根本动力。公共人类学的呼唤反映出影响到学科自身实践的跨学科参与以及各种学术共同体和实践的多样性;映射出过去人类学开展学科探索的背景的真实变化;显示了把当代作为将在不远的未来浮现的最近的过去而理解势不可挡的时间方向。因此，在公共人类学建构的背景下，人类学的公众应该是指当代民族志研究自身的复杂路径所触及的公众。同时，人类学这门学科将在它的研究努力上更关注它的责任、伦理和对各种他者的义务，而不是关注它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推动的行会似封闭的，对辩论、模式和理论传统的痴迷。(40)只有在公共人类学下，文化多样、人性普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学科理念才能充分展现。尊重、理解、平等、公正、反思、人文、和谐本应是人类学的应有之义。
综上所述，笔者主要从民族志表述危机的三种表象入手，看到了产生民族志危机的缘由，并在此基础上认为民族志危机是文化描述和文化批评上的危机。而在人类学界试图解决民族志危机的种种“幻象”中，呈现出结构和反结构两种民族志书写态势。在对以上两方面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要真正地把握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则应从文化描述的真实性和文化批评的至善性入手。只有这样，民族志书写危机和实验民族志的种种实践才能被充分认识，民族志书写才能达致求真至善的目标，人类学才会是真正关于人类，进而为人类服务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志危机是民族志科学性探寻的引爆点，实验民族志的种种探索是民族志科学性建立的基础和出发点，而民族志科学性则是解决民族志危机和理解实验民族志的最好途径和目标诉求。
(文章载于《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03期，注释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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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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