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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前人类学界出现的民族志书写危机和民族志实验，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民族志科学性在整个人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民族志书写危机表象和危机产生缘由的背后，民族志危机的实质得以彰显，那就是来自文化描述和文化批评上的危机，也是民族志在求真至善上出现的危机。而实验民族志对于消除民族志危机所做的种种实践，则呈现出结构与反结构两种矛盾态势。针对这种情形，一个以实践民族志为核心的求真范式和以公共人类学为主旨的求善体系就呼之欲出。
[关键词]：危机 建构 科学性 民族志
目前，在人类学内部，范式权威的缺失和多重范式的并存，印证了“当代人类学的发展反映出一个中心问题，即关于在一个急剧变迁世界中的社会现实的表述。在人类学内部，民族志田野工作和写作已经成为当代理论探讨和革新中最活跃的竞技舞台。民族志的注意力在于描述，而就其更广阔的政治的、历史的和哲学的意蕴而言，民族志的写作就更富于敏感性，因为它将人类学置于当代各种话语(discourses)中有关表述社会现实的问题争论的漩涡中心。”①在西方，有的人类学者致力于复兴诸如民族语义学、英国功能主义、文化生态学和心理人类学等旧的研究范式;有的致力于综合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其他的象征分析方式;有的致力于建立像社会生物学那样更具涵盖性的理论解释框架，以便实现更为“科学”的人类学之理想;有的致力于将有影响的语言人类学研究与社会理论所关心的问题结合起来。②在中国，诸多学者也提出了众多的民族志范式，比如，主体民族志③、关系民族志④、影像民族志⑤、线索民族志⑥、感官民族志⑦、自我民族志⑧、实践民族志⑨等。除此之外，很多学者还从宏观视角对民族志书写进行了探析，其间不乏当今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翘楚，比如何星亮、朱晓阳、蔡华、彭兆荣、高丙中、张小军等。对于中西方学者而言，在民族志书写上所做的诸多实践，很好地说明了“我们不是从参与观察或(适合于阐释的)文化文本开始的，而是从写作、从制作文本开始的。写作不再是边缘或神秘的一维，而是作为人类学家在田野之中及之后工作的核心出现”⑩。“他们都被民族志的实践所鼓舞，并且反过来激励着民族志实践，民族志实践是它们在分化时期的共同的标准。”(11)从总的意义上来说，学者们的这些民族志实践对于民族志发展是健康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外学者，特别是国内学者对于当代民族志写作态势产生的缘由、民族志实践场中的种种“幻象”、科学民族志的诉求等问题还没有从学理和事实等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基于此，本文在关注民族志种种危机表现的基础上，着力去探讨民族志书写危机背后的本质，进而辩证地去看待人类学界解决民族志书写危机而采取的种种民族志实践，最后提出对于民族志科学性的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民族志危机表象和意指实践
从自发性的、业余性的与随意性的业余民族志肇始，民族志走过了科学民族志强调行为与社会结构的“社会的自然科学”阶段，迈向了追求微观意义、符号象征、语言权力等为特征的社会生活的意义认识的进程中。在民族志发展历程中，其范式的不断转换、理论关切点的不断转移、方法视野上的不断延展及价值目标上的不断升华，这些都使以民族志为核心和主要标志的人类学学科得到了长足发展。无独有偶，在民族志发展的同时，其内部也是险象环生、危机重重。
1、修辞问题引发表述危机
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通过凄苦的土著人和浮躁而机械的圣保罗与里约热内卢去展现古老悠久的文明在西方殖民入侵下的惨状，以此去思考和批判西方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保罗·拉比诺用“一个人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让自己失去或显或隐地选用小说家方式对具有魔力的经验进行创造的机会，并且破坏对于异国情调的幻想;他把解释者的角色转变为针对他自己，针对他的解释——这是要把通常被建构为秘密和什么所包围着的、作为人类学职业的入行仪式的田野作业转化为它的适当维度：一种对社会现实的表征进行建构的工作”(12)。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的《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则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民族志作者如何将自己关于人性和人类社会的观点与身处其中的世界的诸多问题联系起来思考的真实行为。奈吉尔·巴利在《天真的人类学家》中，则用反讽的方式去解剖自我，看到了民族志作者在田野工作前后的“天真”的一面，令读者在捧腹大笑之后陷入了对民族志书写的深深思考。以上文本中表现出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将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民族志作者自我解剖等指向，都和以往的民族志，特别是与科学民族志的表述有着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引起的民族志危机主要体现在民族志表述方式上，即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展示社会事实、伦理价值和社会环境等相关问题。
2、争议问题引发民族志表述危机
在人类学一百多年发展史中，争议问题贯穿其中。但就人类学研究重点的亲属称谓来说，就存在亲属称谓是生物的还是社会的、心理的还是社会的、结构的还是功能的争论;亲属称谓语义上联姻对血统的争论;模式的历史变迁所表明的亲属称谓等相关问题。而涉及这场争论的人类学家则更多，麦克伦南对摩尔根、里弗斯对克罗伯、拉德克里夫—布朗对里弗斯、马林诺夫斯基对布朗、默多克对列维—斯特劳斯，甚至有些不知名的学者也参与其中。当然，当时所发生的这些争论还没足以引起一场民族志危机的到来。真正使民族志危机到来的则是近代四场引人注目的争论：德里克·弗里曼与玛格丽特·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中引发出来的“人类学家做什么”的思考，促使人类学内部如何去捍卫民族志权威问题出现;加纳纳思·奥贝塞克里批评马歇尔·萨林斯关于夏威夷群岛上谋杀库克船长的叙述以及萨林斯的反驳，引发了人们对同一问题采取不同思维模式的思考;大卫·斯图尔揭露危地马拉的玛雅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丽格伯塔·孟朱所撰写的著名纪实性著作中的失实之处，再次说明了在民族志表述中，“谁去表述”是个利益攸关的重要因素;记者帕特里克·蒂尔尼对拿破仑·沙尼翁关于雅诺玛玛族的民族志及生物医学研究的大背景所作的批判和曝光，引发了人们去思考民族志作者如何更好地去保护被研究者的问题。最后，“这些争议尚未使得人类学家绞尽脑汁设定的复杂议题和各种当代研究陷入严重的混乱，但是它们已经让人类学在尴尬面对学科在它的主要公众当中继续拥有的形象和理解”(13)。
3、学理问题引发的民族志表述危机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两本有关民族志理论的著作——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的相继问世，民族志的“表述危机”在学理上得到了确认。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中，两位作者把人类学以往的作品和现时代的作品拿来对比分析，并从诗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入手去分析民族志，以此来关注民族志文本的撰写。而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中，两位作者在关注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之后，更是大胆地提出人文学科实验时代的到来。同时，在著作的大部分篇幅里，他们阐释了实验时代的民族志样态。正如克利福德和马库斯所言：“本书要击打出一种强有力的声音，在所有那些目睹民族志和文化批评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的领域引起争论。”(14)正如他们所言，人类学最近30年的发展实践恰恰证明了他们理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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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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