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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跌倒该不该救”等一些原本并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在过去的时日中却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中国社会对信仰的关注确实到了该反思、“该补课”的时候了。社会上对信仰问题的混乱认识和复杂态度，充分说明了我国在目前社会及思想转型时期的多元状况和看法分歧。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组织了“中国信仰论坛”，开展中国信仰的学术性讨论。近日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在该论坛做了“当代中国的信仰理解与信仰宽容”的精彩演讲，现择要编发。
在信仰问题上缺乏相对统一的看法
中国社会对信仰的关注确实到了该反思、“该补课”的时候了。“老人跌倒该不该救”、“幼儿被车碾压路人视而不见”，一些原本并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在过去的时日中却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中国人究竟有没有信仰，共产主义究竟是不是信仰，这些问题似乎又开始被人们关注和讨论。有些人认为中国根本就不需要信仰，中国文化的“哲学”性特征和中国共产党的科学理性思维已经超越了对信仰的依赖，一切都可以用哲学理性来说明及解释。信仰在中国好像已经“出局”了!按照这种逻辑，康德所言“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喻指的超然敬畏感和内在约束感不过是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结合罢了，而中国传统中人们“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感觉也不过是一种愚蠢的“迷信”而已。虽然这些东西好像看不见摸不着，颇有“唯心”之嫌，但如果没了这些精神追求，在现实中又确实很危险，对文明的延续也非常不利。敬畏感是一种宗教情怀，体现出信仰的超越性，并指引、支配着人们心中的道德律。这是法治、秩序等社会规范的重要补充，使法作为社会表层规范、被动及强制要求得到了心之深层考量，人之主动、能动的呼应及支撑。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政党或国家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很难在思想精神上凝聚在一起共同发展的。而在有信仰的人群中，宗教信仰必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选择。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信仰为宗教所专属，离开宗教则谈不上信仰。这些在信仰问题上的混乱认识和对信仰的复杂态度，充分说明了我国在目前社会及思想转型时期的多元状况和看法分歧。所以说，在当下中国的话语境况中我们不仅在宗教认知上尚未达到共识，就是在信仰问题上也缺乏相对统一的看法。
但我们弘扬道德，若没有信仰的支撑是不能长久的，是走不下去的。当然，对道德的高扬，也可以让相关道德原则在人们的心目中升华为信仰。其实中国自古就有将道德诚信作为信仰的诉求，比如民间的“关公崇拜”就是对诚信、仗义的“神化”。钱穆曾指出:“关羽为什么遭受中国人如此般地崇拜呢?正因为关羽有他的道德精神。”他虽然事业未成，而且还兵败被杀，“但无损其道德精神之长存千古。”只可惜关公崇拜在重物质而没有精神情操的氛围中也出现了嬗变，在只认金钱的社会中人们已不过是把关公敬为“财神”而已，并多将之放在饭馆、餐厅的门堂中供起来，指望着“关老爷”帮助他们赚钱发财，而其原来的价值意义蕴涵却多已被人们所遗忘。正是在这种道德及意义危机中，中国人重新开始呼唤道德价值和信仰意义的回归，找寻我们失落的精神家园，如在“离开雷锋的日子”已经很久以后我们又重提“雷锋精神”、重塑“公民雷锋”形象，等等。
将信仰分成不同层面很有必要
在中国文化的理解中，从“信仰’二字可以看出，‘信’字从人，信仰问题，是人的言论问题，是人心所向的问题。中国文字的信仰观就是提倡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言出于心，就是提倡仰慕光明、崇拜太阳的气度和普照众生的精神”。“信仰总是以意识、观念的形态存在，与当下的现实境况存在理想和实际的差距与冲突。”但“正是信仰的存在，才有了其与现实的比照”，信仰故而对于现实有着反思和超越。
人们对于信仰有着不同的理解。一般可将之分为两大类型的认识，一种认为信仰乃为宗教所独有，离开宗教则谈不上信仰；另一种则认为信仰不只是宗教信仰而有着更为宽泛的蕴涵，因为“宗教并不是信仰必然的和唯一的外化形式”，实际上“信仰是比宗教更为根本的东西。”也就是说，除了宗教信仰之外，还有其他(世俗)信仰。
既然如此，人类的信仰就不可能是单一的，将信仰分成不同层面很有必要。由于政治信仰、民族信仰和宗教信仰的相混淆，及其被放在同一层面来对待，使许多原本十分简单的事情变得极为复杂，本来不应敏感的问题变得极为敏感。特别是把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混同一体，引起了许多问题，出现了不少本来就不必要的纷争与冲突。目前中国的信仰理解实际上已经走到了这一临界点，其同一层面的认知使宗教问题陷入僵局，无法摆脱其政治及意识形态包袱而轻装上阵。若能将之还原到其本属层面，问题则迎刃而解，宗教的社会作用与功能也就能得到最好的运用和发挥。
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可以共存共在
在中国语境中，信仰沟通的一大难题就是将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放在同一个层面来理解，结果使许多人认为二者势必相互排斥、水火不容。若从不同层面来理解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则不存在彼此之间的排斥和否定，不必面临非此即彼的生死抉择。二者倘若在同一层面，其冲突、抵触或许会更为明显。正是这一原因，中国共产党强调其党员不可信教，仍然突出共产党和宗教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可调和性。但二者如果根本就不在同一层面，则可能避免了其看似必然的矛盾、冲突，也就不必要去设置信仰选择上不可调和的“底线”。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注意到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异层性和不可比性，故此避免了二者之间舍谁存谁的被动表态。例如，列宁就曾谈到宗教信仰者“加入”无产阶级政党，即成为共产主义信仰者的问题。在此，他并不认为这两种信仰在同一种人的信奉、实践上会产生矛盾或冲突，而是觉得可以做到兼顾尊重二者的共存。列宁为此指出，“我们不仅应当容许，而且应当特别注意吸收所有信仰上帝的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我们当然反对任何侮辱他们宗教信念的行为，但是我们吸收他们是要用我们党纲的精神来教育他们，而不是要他们来积极反对党纲。”在这种考虑中，显然已说明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因不同层面而并无必然冲突，在政治层面让宗教信仰者同时具有政治信仰也是完全可能、甚至可以的。为此，“如果有一个司祭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共同进行政治工作，真心诚意地完成党的工作，不反对党纲，那我们就可以吸收他加入社会民主党。”通过这种分析比较，充分说明在信仰分层的情况下，政治信仰并不一定要彻底排斥宗教信仰，相反，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可以共存共在，达到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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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2012-4-12
【本文责编：谷子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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