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关键词：春节 时间元点 空间元点 神圣叙事 创造性重构

 

 

　　春节无疑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节日[1]。然而，中国有那么多节日，为什么只有春节会激起整个民族近乎疯狂的回家渴望?在老百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朴素思想中，究竟积淀着中华民族怎样的集体心理?为什么人们觉得现在的春节“没有年味”?今天对春节民俗的创造性重构中，我们应有怎样的文化自觉?对这些涉及民众生活幸福感的问题，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回答，在实践中加以探索。

 

　　罗素曾说：感受到时间并不难，要说明它却不容易。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时间元点，既是文化传统集中展示之时，也是民族精神集中显现之时，更是民族情感集中宣泄之时。如果说民俗学理论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对民间文化表象的描述与阐释，展现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与精神世界的话，那么春节民俗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标本。

 

 

　　时间与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人类生活于四维世界（空间的三维连续区和时间连续区）之中，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是每个民族最基本的集体意识，它轨范着民族的生活节律，隐含着集体的世界观与生活哲学。

 

　　时间可分两种：一种是自然时间，一种是人文时间。自然时间是循环的（日起日落，春夏秋冬），人文时间是线性的（有一个起点，向着固定的方向前进）。人类的节日，大多选取自然时间与人文时间的交汇点。换句话说，节日是一个民族在自然时间上划分生活时段的人文标记，通过节日，人类建立起自然与社会相协调的周期性节律，使日常生活有了既符合自然规律又满足人文需求的时间秩序。

 

　　人类的时间意识，最初都是根据所在地理环境，通过观察物候和天象变化来确立的。古埃及人依靠尼罗河涨水带来的淤泥种植农作物，他们根据尼罗河水的泛滥来制订历法。中国东北的赫哲人以第一次吃到巴哈鱼为新年，因为巴哈鱼每年由海入江一次，问多大岁数，就说吃过多少次巴哈鱼。女真人以草一青为一年，问多大岁数，就说见过草青多少次。“原始人类的岁、时观念，仅仅知道周而复始的岁度或某些自然季节，当然还没有历法的知识，不过是按照当时所处环境的某种或某些自然循环不已的现象作为岁、时的大致识别而已。”[2]随着对自然观察的深入，人类逐渐从身边的物候，发展到对日、月和恒星的观测，形成越来越精确的纪时体系。中华民族的核心华夏族团，早在原始部落联盟的时代，就已结合天象和物候，形成自己的时间节律。《尚书·尧典》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促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日：‘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3]根据当代天文学家的研究，《尚书·尧典》中所载“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昴”等天象，出现的年代为距今4000年前的夏初。而且这些记载与出土的大量甲骨文字可相互应证[4]。这表明在很早的时候，华夏民族就将天象、鸟兽形貌变化与人类生活秩序结合起来。在夏代，人们对自然的观察更加细致，保存于《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逐月记录了每个月不同的物候、天象与农事，可见当时人们已将农业生产与自然变化建立起稳固的联系。到了周代的《月令》中，不仅对每个月的自然物候观察更仔细，而且增加了更多的农业安排和祭祀的内容，表明人们的时间意识更强烈，形成了更规范的生活模式口[5]。

 

　　在长期观察的基础上，中国的历法不断完善。宋代王涯在《说元》中说：“自黄帝迄三代之末，凡二千四百十四年，历凡七变。”[6]《世本》中说黄帝的臣子容成氏作历，《尸子》中说羲和作历，《物理论》中说神农作历，《汉书》中说颛项作历，这些记载今天虽难以一一考辨其真实性，但它们反映了我们祖先通过观察自然变化而不断修订历法的长期实践。除了观察自然外，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关系也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他们认识到自然法则的客观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人类的生活必须遵循自然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可见，中华民族的时间意识是中国人在对自然规律的长期适应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每个民族的时间体系，都处于时间坐标中枢的元点。以天计，像24小时中的零点、干支计时法中的子时等，都是时间的元点。以年计，则每个民族新年的头一天，就是该民族的时间元点。中国的新年从农历正月初一开始。南北朝时的《荆楚岁时记》言：“正月一日，是三元日也。”隋代《玉烛宝典》解释说：“正月一日为元旦，亦云三元：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除夕的零点正是中华民族时间坐标中的元点：年之始，月之始，日之始，时之始。

 

　　中华民族的核心华夏族是一个农耕民族，他们以农业为基本生产方式，通过农产品获得生活资源，而农作物遵循着自然的时间规律，春种秋收，因此，农作物的自然周期决定了华夏民族的时间意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农业是立国之本，是人民生活资料的基本来源，而庄稼收割之后，人们有了充足的食物，并且有一段农闲时间，因此，表示五谷成熟的“年”成为中国最盛大的节日，就不足为奇了。

 

　　每个民族都会对自然时间打上独特的人文印记，这些印记是在长期的无意识活动后逐渐浮到民族的意识层面的，我们可以称其为“时间自觉”。中华民族将春节确立为集体时间意识中的元点，使整个民族的生活秩序得以建立，这是民族意识中的最重要的时间自觉。这种时间自觉一旦确立，经过年复一年的实践强化，就成为民族文化的凝聚点，变成一种生活模式，对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模塑产生了极大影响。

 

 

　　为什么中国人在春节这个时间元点会产生一种近乎疯狂的回家渴望呢？对此，不能不对空间元点的问题作一番探究。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空间有自然空间与视觉空间之别，自然空间又可称为几何空间，其特点是连续的、无限的、三维的、同质的（各点恒等的）、各向同性的（即经过同一点的各线都是恒等的）。而视觉空间（即人类可感知到的表象空间）是二维的、物像是包含在一个有限的框子里的、不均匀的。人类生存的空间主要指他的视觉空间。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视觉空间是一种文化空间。文化空间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如人们在庙堂中安详宁静，在歌厅中尽情喧闹。即使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物体，如太阳月亮星星大海，在人类眼中会被人化和文化化，从而唤起某种特别的情感。由于这种文化化过程是约定俗成和潜移默化的，因此会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经历不同的空间，由此带来不同的生命体验，激起不同的情感反应。个体生命的空间起点是母亲的子宫。在这个空间里人感到最舒服，最有安全感，所以人类有回归母体的集体无意识。但是人一旦降生，就再也回不到子宫了。随着个人的成长，他对空间的最初记忆，无疑来自他自己的家庭，所以，家就成为每个人空间意识的元点。

 

　　回归母体是人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在神话、童话和小说中有许多例证，在儿童和精神病患者的行为中，人们也常常可以观察到。这种回归母体的潜意识愿望，其实是渴望生命起点的复归，亦即通过对空间元点的复归回到时间起点。正如康德所言：“每个开端都存在于时间之中，而广延性的一切界限，都存在于空间之中。但空间和时间都存在于感觉的世界中。”[7]人类虽是理性的动物，但无意识领域中却是感性的地盘，在那里理性是无能为力的。正如一个信教的人会不断地造访宗教圣地，以唤起心中的宗教体验，使灵魂得到洗礼一样，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家庭即是他的空间元点，也就是他心中的圣地。在家庭特有的空间环境中，人们能够唤起心中最温馨的回忆。在年节的神圣时间元点，一个人若能回到家庭这个空间元点，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

 

　　每个民族都有年节，每个人都有家庭，为什么中国人在新年前回家的渴望特别强烈？这是因为家庭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家庭这个细胞承担着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几乎每个人都是在家庭中得到基本的生存与安全保障，得到最温馨的关爱与情感体验。中华民族的空间哲学建立在家国一体的空间想象之上，视“四海”为“一家”，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家庭组织。于是，相关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准则也以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来比附。“父母官”、江湖上的“兄弟”等称呼，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反映。孟子曾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在中国文化中，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国家”这个词汇，充分体现了这种“以国为家”的空间观。

 

　　自然时间与物理空间是均质的，但人类对时空的感知并非均质，而是与他的个体经验紧密联系。在时间方面，一个人在生命中某些时间点（如出生日、结婚日、参加工作日等），常会唤起与他人不同的心理感受。我们常说“时间太快了”或“时间太慢了”，其实都是主观感觉的投射。同理，一个民族对时间的感觉也非均质，在一个民族的集体生活中，也有唤起全民族共同心理感觉的特殊时间点，春节就是这种特殊的时刻之一。在空间方面，同样的空间对不同的个人来说，也会引发不同的情感。一所住宅在旁人看来并无特殊之处，但对房子的主人们来说，却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一个民族集团也存在着这种能唤起某种特殊情感的特定空间。

 

　　人类的无意识领域是感性的地盘，在新的时间元点来临之际回归空间元点，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本能渴望。而春节正是中华民族的时间元点，因此，当期盼归家这种强烈的情感需要汇成巨流，又经过年复一年的反复强化时，就积淀成了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春节作为时间的元点，具有神圣的性质。罗马尼亚学者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曾经指出：在人类时间观念中，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具有同等的价值。“一方面，在时间的长河中存在着神圣时间的间隔，存在着节日的时间（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定期的）；另一方面，也有着世俗的时间，普通的时间持续。”“对节日的宗教性参与意味着从日常的时间序列中逆出，意味着重新回归由宗教节日本身所再现实化的神圣时间之中。因此神圣时间可以无限制地重新获得，也可以对它无限制的重复。[8]神圣时间与世俗时间的最大区别，是时间的可逆性。它总是通过各种不同于平常的、具有模式性的活动，回到时间体系的起点。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周期性地回到时间起点，具有一种神圣的意义，使事物有始有终，呈现一种有序的节律。

 

　　春节的神圣性从春节期间的民俗活动中可以得到证明。在春节期间，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有繁复和庄重的祭祀活动。商代甲骨文中将过年称为“祀”，足见祭祀在春节中的重要性。农历的十二月又称“腊月”，是因为这个月要举行隆重的腊祭。“是月也，大饮蒸。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礼记·月令》）在《礼记·郊特牲》中，还保留着一首著名的伊蓍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透露出农耕社会对影响收成的自然力量的恐惧。周代祭祖先称“腊”，祭自然神灵称“蜡”。秦汉时统称为“腊”。《荆楚岁时记》云：“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描绘了南北朝时民间的腊祭场面。除了腊祭外，从腊月到正月，还有祭灶神、扫墓、祭祖、贴门神、请财神、朝玉皇、送穷鬼、社日祭土地神、立春鞭春牛等，祭祀活动一个接一个。由于春节的神圣性，民间在春节期间有许多禁忌。如不能说不吉利的话，扫地要从门口向里屋扫，垃圾要过了初五才向外倒等。所以这些民俗，都表明春节是一个神圣的时间节点，是日常生活中宗教意识集中体现的时刻。人们在这个时间点上，安排了种种在世俗时间中所没有的活动，来改变时间的属性，以满足自己在这一特殊时间点的精神需求。

 

　　春节的神圣性从春节期间的空间布置改变也可看出。时间是一种抽象概念，但人类对时间的感知不是抽象的，而是根据视觉空间的运动与变化来辨识。这种运动与变化有的来自自然，有的则出自人类的刻意安排。其中，春节作为时间元点，人们会刻意在空间上加以改变，以此作为时间节点的标识与符号，将世俗空间转换为神圣空间，使时间的属性发生变化，来顺利地完成新旧转换。

 

　　节日中的空间转变主要通过象征来完成。人们使用象征的具体方式，体现了族群的世界观念与审美观，寄托着他们的生活理想。以中国春节的家庭布置为例，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出中华民族心目中的世界模型。例如，人们会在空间中设置象征性的边界，以便将彼岸和此岸分离开来。在门口贴上门神和对联，让它们守卫家庭内部的神圣空间，不让四处游荡的精灵鬼怪侵入。甚至在窗口、井口、牲畜棚，人们都会用窗花、剪纸和红纸等作出神圣领土的标识。在家庭最中心的地方，人们常常会设置祭坛，过去是供奉天地君亲师，现在则有毛主席像、其他神像以及祖先遗像等，这些像前有香炉，春节期间人们会记得燃起香烛，恭请神灵和祖先的保佑。从这些布局来看，神灵界、妖魔界和人间共存，但有严格的边界，三界之间通过种种象征符号来阻隔与联系，这正是中国大众心目中的世界模型。

 

　　除了通过改变空间布置来改变时间的属性外，整个春节的民俗活动，其实是一套具有内在逻辑的神圣叙事。春节是人文时间循环的元点，是送旧迎新的重大转折时刻。根据法国社会学家范·根纳普（Arnold Van Gennep，1873—1957）的理论，在人生的重大转折阶段，如出生、结婚和死亡，以及自然季节的交替时期，人们为了保证转折的顺利，需要举行特别的仪式，即所谓“通过仪礼”。“通过仪礼”主要有三个阶段：脱离、转变、合入。每一阶段由若干象征性的行为组成。春节作为一种神圣的时间节点，也有相关的“通过仪礼”。年前的蜡祭，是感谢自然之神赐给生活资料。大扫除、送灶神、贴窗花门神和吃团年饭，都是与旧年脱离的阶段。除夕夜的熬夜守岁，是平安度过转变阶段的仪式行为。子时的焰火与鞭炮，以及年初的拜年祝贺，年初一的出天方，初五的接财神和送穷鬼，都是合入新年的庆祝仪式，表达人们完成时间转折的喜悦心情，以及对新生活开始的憧憬与祝福。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什么是传统？“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9]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从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使生活具有了连续性、秩序和意义。传统的根扎在过去，果实结在今天。

 

　　近几年，人们对传统的春节民俗感到不满足，抱怨“没有年味”。事实上，现在的春节没有想象中那么有意思，无非是吃好的喝好的，逛街购物，不像过去的春节那样与平时生活有很大反差。有学者呼吁“保卫春节”，政府则将春节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春节在当代发生了四大变化：

 

　　1．物质生活的变化，天天是过年。过去为春节要做很多物质准备，同时有大量的物质享受过程。以食品为例，一些民谣就做过这样的描述：“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羊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打糍粑；二十九，灌烧酒；三十晚上坐一坐，初一早上扭一扭。”现在这些物品都已市场化，过程简化了，趣昧性与情感交流的机会也减少了。

 

　　2．精神方面的变化，春节被去圣化。春节作为全民族的时间元点，过去具有“通过仪礼”的神圣性质，有许多仪式性的活动，节日内容充实，精神生活（特别是信仰和审美）很丰富。在当代，春节的去圣化趋势在加速，传统的信仰不复存在，祭神祭祖仪式被取消或简化，节日的信仰内涵悬置，符号空间的布置商品化、模式化，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春节民俗的精神内核。

 

　　春节作为民族意识中的时间元点，是春节民俗的特殊性所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是人们表达希望与祝愿的重要时机。以对联为例，这是春节民俗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人们在辞旧迎新之际，以对联这种特别的民族形式，总结人生经验，表达生命感悟，寄托新的憧憬，是一种极有意义的精神生活。过去，只要稍有文化的人，对联都是自己创作。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家庭，通过不同的对联来反映不同的心声。走在大街上或乡村中，观赏和品评千姿百态的对联，包括字写得怎样，内容是否深刻，对仗是否工整，是春节期间一种全民性的高雅审美活动，但现在已为商业化的营销代替，由众声喧哗变为千篇一律，成为一种纯粹的装饰形式。类似的情况，也见于贺年片。这种将传统民俗活动保留形式阉割内容的方式，是春节民俗魅力锐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3．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民俗活动的组织主体处在更替之中。过去春节期间公共文化活动的组织主体，是以家族、行业为单位的社会自组织，但1949年以来，由于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政府的不断干预，这种自组织的力量已经式微。而由政府来主导的春节组织活动，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内容方面，都不能满足民间生活的需要。

 

　　4．信息手段的变化。当代社会的信息交流方式越来越快捷，也越来越虚拟化，面对面的双向交流大大减少。手机和电脑充斥，祝贺与问候十分方便，完成仪式性的社会行为被高度简化。

 

　　根据以上分析，春节传统习俗的式微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必要大惊小怪。但问题是，春节在今天的功能并未消失，反而有强化的必要性。从个人情感生活来说，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与激烈竞争，使人们需要一段周期性的喘息时间，从工具化和机械化的劳作中彻底摆脱，回归到空间元点重温灵魂的温馨。从族群来说，也需要强化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与集体意识，在民族共同符号的周期性显现中增强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如同叔本华所言：“时间与空间的理想性，对于每一真正的形而上学体系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与人们在自然界中所遇到的截然不同的事物的秩序。”[10]总之，在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时间元点尚未被取代的情况下，如何重建春节传统，将空心化了的春节民俗活动再充实起来，丰富起来，形成民众能从中真正获得幸福感的盛大节日，是当代中国一项重大的公共文化建设工程。

 

　　把春节民俗建设成当代中国的公共文化，需要有文化上的自觉意识，以这种文化自觉来指导社会实践。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首先，必须紧紧抓住春节作为时间元点的特质，在辞旧迎新的主题上继承传统形式，创造新的形式，形成新的传统。在继承传统方面，中国传统民俗活动中其实有非常丰富的资源。比如财神信仰，就是今天仍然有着巨大活力的一种民俗信仰。2003年春节时，上海街头曾出现了充气模型的财神菩萨，形象高大，红红的颜色，给人喜气洋洋的感觉，深受市民喜爱。这类如同西方的圣诞老人一样的神话人物，与春节相关的还有傩神、灶神、“年”等等，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发掘。在传统春节食品民俗中，如年糕、鱼（余）、五辛盘、柏椒汤等许多富有象征寓意的菜肴，应该发掘其文化意义，不能仅仅限于物质层面。当然，对这些迎新主题的民俗，要在当代条件下进行新的创造，像春节联欢晚会，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其次，必须适应春节民俗的去圣化趋势，将传统的娱神活动转向世俗性的狂欢，使节日成为人类自我服务的文化空间。以香港为例，自1996年以来，每逢大年初一，都要进行花车巡游表演，吸引几十万市民和游客围观。初二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举行贺年烟花表演，初三举行贺岁赛马。这些活动组成了香港的春节主题，成为香港的城市名片。

 

　　总之，变异性是民俗的基本特性，我们所要做的，是认清春节的性质、改变的方向与条件，从而使我们的公共文化建设更具合理性，继承传统，开创未来。生活之树常青，民众有关春节的实践还在继续，希望本文对春节时空性质的认识，能对生活实践有所启发。

 

　　注释：

 

　　[1]本文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作为春节的主体，因为春节在当代已成为中国许多民族的共同节日。这里的“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国当代民族共同体的统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中国领土上的每一个民族。

 

　　[2]于省吾：《岁、时起源初考》，原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转引自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社会民俗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31页。

 

　　[3]《尚书·尧典》，《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页，江灏、钱宗武译注，该书篇次和文字均据《十三经注疏》。

 

　　[4]参见宋镇豪：《中国风俗通史·夏商卷》第五章第一节“年岁的认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38～450页。

 

　　[5]参见晁福林：《先秦民俗史》第七章第二节和第四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2～187、210～218页。

 

　　[6]参见《渊鉴类函》卷十二“历一”，中国书店据1887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影印，第一册，1985年。

 

　　[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转引自《西方思想宝库》，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93页。

 

　　[8]米尔恰·伊利来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2～33页。

 

　　[9]傅铿：《论传统译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

 

　　[10]叔本华：《论存在之虚无》，《西方思想宝库》，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