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会已今非昔比。庙祭活动在过去 20 年间发生的变化是过去传统庙会所没有的。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强调庙会的规模不如以前,事实上今天的大庙香火仍然很旺,而是说庙会的性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现在的庙会由村委会出面进行资源配置,以承包形式运营,将传统的民间祭祀活动纳入了经济、经营的轨道,这日益改变着原有的仪式活动的目的、性质。就连乞丐也是为了挣钱赶庙会的,其他阶层如教员、官员、农民、神职人员亦纷纷将目光转向庙会经济利益上来了。因此,庙会亦为农村集贸市场。商业化运作的庙会经济活动日益消弭了传统的规范,庙会的意义、功能和形式发生了改变。追求物质利益成为庙会的动机,经济利益和经营活动成为庙会运行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基础。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和村落自主经营也成为庙会的根本制度。造庙、管庙、办庙会成为村民致富的主要渠道,庙会经济是村落的经济支柱。首先,承包入股修建庙宇和参与经营庙宇,是庙会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个产业由村委会掌控,按照各家各户的实力来分配资源。其次,围绕庙会形成了许多服务行业,这些行业主要包括家庭旅馆、停车店、饭店,包括农副产品、手工艺品、吉祥饰品、神事用具等的专营店,还可以再分出坐商和行商、小贩子。再次,围绕庙会形成了传统的分工或者叫特殊的营生。一些传统的行当有庙活儿祖传手艺人、代办佛事和行医算卦者、香香、杂耍艺人、道士和僧人。利用传统的资源,利用传统文化的符号,使它迅速增值。村民的创造力量来自现实生活的所有方面,为自己创造出一份属于自己的营生。入股合作建造或者经营山上的庙宇,或者自己造个神像,立个小庙,招揽香客,可以提供服务,帮助客人写袍表,拴娃娃,许愿还愿,烧替身,看相看风水算命,这一切都是在满足需求。香客所求不外乎吉祥顺利、财路广阔、学业有进、事业发达、健康长寿、子孙兴旺。这些需求需要向神明去表白,需要求神明来加以实现。庙会是一种经济和经营上的交换行为得以实现的场所。它的时空范围有限定,因此,也是一种文化的场域。在这个地界敛钱的人,香香(巫婆)、乞丐和卖艺者,各有自己的本事,立庙宇,开饭店,开旅馆,开停车场,撂地摊和开有门脸的店铺,贩卖干鲜果品、服装百货,看相算命,作传统工艺等。这些行当在庙会期间,都有背后的组织。这使庙会的利益分配是受到严密控制的。这与村子的社区社会组织基本一致,受到社会权力运行规则的制约。财富和利益是按照固有的阶层划分来分配的,这是保持社会关系稳定的一种现实的选择。
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更多地证明了我们的社会的确在走向多元化,政治生活不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人们根据各自的角色享受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宗教生活和民俗生活。民间信仰在有些方面表明其存在的合理性,比如人们以为它的存在至少是无害的,它仍然表达着某些人的理想,负载着民众对于社会关系、道德、价值观的期待等。进入21世纪,民间传统文化这个本来属于某个社会的一部分人的生活文化,现在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历史、集团和文化的专属性,那些容易成为封闭的特殊主义利器的要素,越来越与人类的普世价值联系起来。因为只有在今天,人们才有可能随着文明对话的深入,逐渐摆脱各种各样的诸如宗教的、种族的、地方的、民族的、语言的偏见或局限性。另一方面,我们更多地看到,当代社会中的传统节日不再是纯粹的民众创造的文化,即它不再可能是某个单一阶层单独创造的,而是各种社会力量合力、合谋完成的。今天的许多地方文化是经过精英们提炼的,是各方协助官方和民众共同打造的,同时,政治和权力的干预也是显而易见的。
民间信仰也透露出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的冲突,它成为代际鸿沟、阶层分化和新旧矛盾的交汇点。民间信仰在社会转型期处于濒危状态,变得非常脆弱,它的信奉者成为弱势群体,其历史根基被动摇,如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纲常伦理、宗法制度等,甚至那些曾经被看作天经地义的神权也不再牢不可破了。传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和人文历史环境,已经被洪水一般的现代消费主义浪潮、现代娱乐文化、物质主义和金钱至上的观念,以及对于物质利益的无止境追求所冲击。人们最容易看到的是传统社区的瓦解,家庭凝聚力的不断削弱,小型化家庭、少子化家庭、离异单亲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等越来越多,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移民浪潮等,使得背井离乡的人越来越多,土生土长、终老家乡的社会人生成为祖辈的美好记忆,中国人正奔波在世界各地,尝试着种种充满风险的事业。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失去了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包括那些民间信仰,现在恢复的只是皮毛,是遗产的被利用,而不是弘扬传统文化的精神。社会学家早就注意到,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大差异,是对贪欲的认识。创新的动力、进步的源泉是现代社会对贪欲的理解。
我们的价值体系中把金钱、财富当作最高价值,对它的追求是死而后已。传统的儒家不把追求财富当作最高目的。现在物质主义、经济主义的价值取向一定要修正、要克服,这要靠儒家的帮助。儒家赞天地之化育反映了人与自然有着动态的关系,这对我们走出现代性困境有所帮助。
从可持续发展来看,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一是环境压力,二是能源和水的短缺极其严重,三是社会关系的紧张。我们需要制度创新来实现新的发展模式。现代性包括技术创新过程和制度创新过程,在制度创新中首先要找到需要改革的价值观,其次要认识到需要保护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与社会凝聚力关联紧密。最后产生的结果是新旧结合,这使得我们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性。欧洲许多国家都保存了原来的传统。21 世界的中国缺少什么?我们可能缺少文化能力、精神价值和社会资本。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有可能促进传统与现代性的有机结合,从而创造我们的新文化。中国在 21 世纪必将作为新兴现代化国家和平崛起,这不仅要有科技能力,还要有文化能力,要有精神价值。除了能够积累经济资本之外,还要积累社会资本。在科技能力之外,还要有文化开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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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虎彬(1960~ ),男,朝鲜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原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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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陈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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