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反思

　　从这开始，它被许多力量所声援，它不仅引出了一个全新的文明历史概念，而且唤起在德国丢失的对人民尊敬和热爱。个人必须扎根于他的民族，必须与民族和民族精神融合为一体，只有在这块土地上个人才能成熟，才能独立。这种认同已经在人民的意识深处开花结果，已在人民的生活中成型。”

　　民歌、史诗对于一个民族的缔造确实非常重要。这一点，对于中华民族也不例外，华夏民族的成立，就与《诗经》 密不可分。《诗经》是周人编纂而成的(且不管这个编纂者是否就是孔子)，如果说《周颂》《大雅》 中的祭祖诗篇保存了周人的历史记忆，那么，《国风》 将各诸侯国的歌谣汇于一书，则是周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认同的重要纽带。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中原各国各民族的交流，都靠《诗经》，他们靠《诗经》 来确立自己的华夏文化身份。我们看到，《左传》里大量的出使活动要赋诗，不能赋诗或赋诗失当，就会被人耻笑。诗歌对于一个民族的奠定、确立非常重要，因为诗歌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体现了人的文化修养。 所以，诗歌会成为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身份象征。由于诗歌脍炙人口，不胫而走，风靡天下，教化万民，所以能够塑造一个民族的基本精神。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以《诗》教化，就是用《诗》 把人教化成华夏君子。

　　赫尔德所倡导的民间文学运动，不仅在德国激发了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也在东欧、北欧争取民族独立的各国掀起了民族主义的狂飙，而民间文学的收集和出版则无一例外都成为这些国家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著名的当然要数芬兰诗人利亚斯·伦洛特对《卡勒瓦拉》的收集与整理，以及爱尔兰诗人叶芝等对盖尔民歌和民间故事的收集和整理，可以说，没有《卡勒瓦拉》，就没有芬兰。如果说，民族主义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那么，民间文学运动在其中则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歌谣搜集、民间文学运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间文学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奠基石。因此，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才受到了欧洲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这个学科才得以建立，因为它有意义、有价值，人们才会为它倾注心力，进行研究。这才是民间文艺学这个学科的伟大传统之所在，显然，它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启蒙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出发，无法接续民间文学的传统。

　　民间文学学科和浪漫主义的关系大家都清楚。吕微专门论述过民间文学的“浪漫主义原罪”，毋庸讳言，德国浪漫主义和民俗学后来与种族主义、纳粹牵扯在一起，是这个学科历史上很不光彩的一页。 不过，浪漫主义和纳粹的关系纠葛，非常复杂，此处不可能详谈，只好暂且置而不论。

　　三、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底色

　　我们现在讲学术史， 追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历史，都是从北大歌谣运动和《歌谣周刊》开始，而提到歌谣运动和《歌谣周刊》，都会很自然地把歌谣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白话文运动放在一起讲。这样实际上是把歌谣运动视为启蒙运动的一个分支，把中国 民间文艺学的创建视为启蒙运动的一个事件。

　　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久远一点，越过歌谣运动、新文化运动和启蒙运动，往上追溯到晚清，像梁启超、章太炎、蒋观云、刘师培等晚清民族主义者，就对白话文学、神话、歌谣开始有了初步的关注。而且，中国的启蒙运动本身，实际上就是在列强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这个大的背景下才兴起的，启蒙是为了唤起民众，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新的国家。所以，启蒙运动背后有民族主义的背景———先有民族主义，后有启蒙主义。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唤醒民众、建立新的国家，才要反传统、搞启蒙，引入科学和民主，才有了新文学运动，也才有了歌谣运动，这个历史脉络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兴起的意义十分重要，却往往被视而不见。所以，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诞生，如果追溯起源，并不仅仅是一次启蒙主义事件，而是一次民族主义事件。

　　关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可能作为局外人的西方学者看得更清楚一些。 美国学者洪长泰在《到民间去》中、德国学者施耐德在《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中，都曾谈到中国民间文学运动和民俗学兴起的民族主义背景。北京大学歌谣运动发起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说，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搜集歌谣作为民俗学研究之用，把歌谣作为学术研究的材料，是为学术的目的;歌谣作为民众的心声，可以作为创造一种新的“民族的诗”的依据，是为文艺的目的。周作人的这个说法取自意大利人卫太尔，与赫尔德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歌谣观遥相呼应。不过，在《歌谣周刊》同人接下来的研究中，对歌谣的民俗学研究一枝独秀，文艺的目的则基本上被悬置了，只有胡适一直对文艺的目的念念不忘，但胡适作为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也只是就文学论文学，对歌谣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则未曾上心。关于歌谣的学术研究取向塑造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术传统，也塑造了我们观望历史的眼光，因此，现在我们学科在回顾学术史时，也不由自主地对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的文艺取向置而不论，原本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只剩下了一条腿，这条腿最终把民间文艺学学科带到了民俗学的道路上。

　　今天我就想侧重讲一下歌谣运动的文艺方面，即其搜集民间文学、建立新文学的目的。以胡适、刘半农、顾颉刚、董作宾为代表的《歌谣周刊》同人，作为大学教授，显然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这不仅是因为学术研究才是其安身立命之地，更是因为他们根本上就缺乏创造一种“新的民族的诗”的历史契机，要创造一种新的民族的诗，只有顺应了历史潮流、代表了人民利益的历史力量才能做到，在那个时代，这种力量毫无疑义的就是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看到，正是共产党，真正继续了五四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口号，并将它变成革命实践中的重要一环，于是才有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也正是共产党，才将北京大学歌谣运动的建立一种新的民族文学的理想，从空想变成了现实。对于继承并发展五四运动的精神，毛泽东有明确的论述，他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五四运动》一文中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因此，他号召全国青年和文化界“到民间去”：“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了五四运动“平民文学”的口号的历史局限性正在于它还没有真正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民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的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建立“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这些思想，在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进一步展开，讲话指出，文艺要能够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要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文艺工作者就要在感情上跟人民大众打成一片，要到民众中去，向民众学习：“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泽东尽管没有具体提到民间文学调查，但是，正是在毛泽东文艺讲话的鼓舞下，延安的文学艺术家开展了轰轰烈烈地民间文艺调查活动，并根据民间文艺创作了大量既富于革命激情，又富于民族气派和乡土气息的文艺作品。刘锡诚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提供了这方面丰富的史料，此不赘述。可以说，延安文艺及其民间文学运动才是北京大学歌谣运动和五四运动“到民间去”思想的真正传人。由于延安讲话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路线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演变成极“左”路线，对文化事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此，一般学者都对延安文艺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讳莫如深，实际上，就连美国学者洪长泰在其《到民间去》 一书中，也并不否认共产党和五四运动、延安文艺与歌谣运动之间的渊源关系。在那个时代，共产党延安文艺绝对是代表了中国文化的进步力量。周作人、胡适希望搜集歌谣能够为建立“新的民族的诗 ”奠定基础，但是，他们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无法担当起这个重任，当然，共产党在延安所发动的民间文学运动，也肯定不会入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法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民国时期的知识界和学院中，歌谣运动发起者所倡导的两个方向，即学术的(民俗学)和文艺的，只有前者一枝独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发生了倒转，民俗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科而被从大学课程中取消了，而民间文艺学则以人民口头创作”的名义获得了崇高的地位，正式进入了中文系课程，民间文艺学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语言学等被并列为中文系的一门学问。民间文学之所以获得这样的地位，自然是延安文艺路线的延续，也与民间文艺学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分不开。我们已经说了，荷马缔造希腊，赫尔德用民歌缔造德国，也可以说，孔子用《诗经》缔造了华夏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也而临着建立一个新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文学由于具有深入人心的情感力量，因此是民族“想象的共同体”赖以认同的重要纽带。但是，要担当这一重任，靠五四运动的平民文学、启蒙主义文学显然是不行的，靠传统的贵族文学更不行，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文学，文学艺术工作者就必须到人民大众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中去，向人民学习，到民间采风，搜集民间文学，对其进行改造和提升，创造出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民间文艺学学科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崇高的地位，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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