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孝女的曹娥形象
关于曹娥的孝女形象,从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来看,先是东汉元嘉元年(151年)上虞知县度尚奏请朝廷表曹娥为孝女,之后为其建庙立碑,这是以曹娥为孝女的最早行为表达,之后的一切可以说皆因此而生。后有包括曹娥在内的宋辽金元时代的“二十四孝图”的流传,虽然在影响较大的被认为是元代的“二十四孝”中并没有曹娥,但从历代正统文化倡导流布来说,曹娥的孝女形象已确定无疑。[3]而从当下社会来看,足以说明这种倡导一直在延续,并正在加以充分地利用和重新建构。自上世纪80年代曹娥庙会开始复兴,因为是以政府主导为主,基本上是现代文化活动节了,且不说内涵和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传统庙会最精彩的反映当地特色的“迎神”“巡会”至今也没有恢复。但彰扬孝文化的主旨是非常明确的,体现了地方政府把孝文化作为传统符号彰显地方文化的意图。新的曹娥庙会已是一个新策划的现代文化活动,从其各项活动来看,可知其主旨就是弘扬孝文化的。至今,以虞舜、曹娥的孝道为主题重构地方文化的有效性已经体现,至少从网络资料和旅游信息可以反映,过去人们了解绍兴的大禹文化,现在也知道了上虞的孝文化。
以2006年6月23日到7月2日(农历五月十三至二十二)的曹娥庙会为例,大致有以下一些节目:
1、演出越剧“孝女曹娥”
2、演出莲花落
3、第三界“庙会杯”摄影展览
4、《曹娥碑史迹图》和《二十四孝图》展览
5、古越民间剪纸展览
虽然,其中有些标题没有反映出孝文化,但因为主办方宗旨是孝文化,最后展现的内容也基本万变不离其宗。而最近以来,如同很多地方出现的文化重构那样,当地政府对于曹娥文化的利用更为深化,把孝文化作为宏大主题,以大舜庙和曹娥庙为中心开发的“曹娥景区”已经完备。从对现在的曹娥庙会的田野调查中,可以看到一种大致的倾向性:地方政府是把曹娥作为历史人物进行传播的,因为在此前提下的孝女曹娥才有可能是真实的;而民间社会是把曹娥作为万能神灵进行信仰的,虽然其内涵可能置换目的也不单纯但却是符合生活需求的。
但是,我们并不能说曹娥的孝女形象都是官方行为,也有可能是民间最早发掘并传布的。在很多历史资料中提到为曹娥建庙立碑时,都会出现类似“为纪念曹娥的孝心立庙祀之”的意思。虽然有可能是事后记载的附加,但在经过从公元143年到151年的7、8年间,最后促使上虞知县奏请朝廷表曹娥为孝女,如果曹娥故事确有其事,就可推测在当时的乡邻间,在向朝廷表曹娥为孝女之前就可能把曹娥作为孝女的表率,此后又可能通过文字、口耳的传播,孝女形象才被广为流传。当然,这只是推测,但目前却没有如此早的资料来推测曹娥作为水神的大致形成过程。要说曹娥和水神的最早联系只能根据传说故事,只有“曹娥是为救祭祀水神伍子胥的父亲而亡”这一点了,因为信仰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
在主流文化大力倡导孝文化的背后,在民间作为水神的曹娥信仰仍然发挥着实际的功能性,即便如此,因为长期受历史上官方文化之影响,在民间社会曹娥的孝女形象业已定位,而且,对于民间的曹娥水神信仰,从下文提供的资料来看,其中也反映了当时的朝廷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钱塘江、曹娥江水运交通发生变化以后,在民间,人们也逐渐淡忘了作为水神的曹娥,曹娥信仰的内涵可能不是以水神为主要功能了,但也不会就此消亡,因为复合神格中也将包含水神的功能,只是适应时代的变化多元化了。
三、 作为水神的曹娥
在上文中作为推测,曹娥的孝女形象有可能最初是来自民间,不一定是从一开始就由官方倡导,有可能官方的导向是恰当地利用了民间的行为,然后才大而广之。但是,在这种官方民间孝文化的交织过程中,作为水神的曹娥却也在民间开花扎根。其实,一个地方的水系和水神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重要的水域都可能有水神的存在,如:绍兴的水系和水神的关系大致如下:[4]
水利体系与水神:舜王、大禹、防风氏
三江口与水神:汤绍恩
鉴湖与水神:马臻
河道水运与水神:郑弘、张夏
钱塘潮与水神(潮神、海神):伍子胥、曹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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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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