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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田野工作主要集中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西南地区，特别是云贵高原的自然屏障，历史性地保护了不少小的少数民族，也因此保留了大量的“文化物种”。每一个族群和人群共同体都在特定的诸种关系中形成了自然的“家园”，存续下了一个个特色鲜明的“家园遗产”。
“家园遗产”的形成大抵包括以下四种关系：(1)自然形成了生态家园。山岭成了天然的围构。(2)特定群体的世系纽带，缘生、原生和源生于村落、村寨的“开基祖”和肇始，形成了一个个以姓氏为线索的家(家庭、家族)。(3)氏族联盟结成了“自治性社群”。在这个与“乡土社会”具有同质性的社群中，“同意权力”是主导性的。(4)与周边的民族和族群形成了具有“文化边界”(cultural boundary)的文化互动、资源共享关系。
在这些传统的社群里，“家园遗产”之所以可以得到守护，与这些围构的关系相辅相成。这也是人类学学者对传统“不动的社区”进行田野作业乐选的场所。然而，近二十年来，这些传统的“家园”围构迅速消失、消亡，弱化、淡化。导致的结果是：家园遗产大量流失。特别严重的是，人们的主人翁意识日趋弱化、淡化。这是我在田野中触动最大者。
具体而言，交通的现代化，使得自然屏障已经消失。家庭和家族中的年轻人越来越难以坚守在传统的“家园”，家族的世系关系虽然还存在，却已经产生出一种新的关系格局。国家的力量越来越浸透到社会的底层，传统家园中的“同意权力”已经逐渐被“横暴权力”所遮蔽，甚至替代。原来的实体性的家园主人翁越来越被“国家的主人”所替代。同栖于一个地方区域的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间的“文化边界”也在剧烈地改变“边界”的意义和意味。
然而，毕竟传统的家园才是社会的最基层、社会的细胞组织，也是人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家园”围构的失却，最终会使得家园遗产，其中最大宗的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流失的危险。
上世纪90 年代初，我曾经在贵州省黔南瑶麓村寨进行田野并追踪其变迁长达十年之久。十年间当地瑶族的不少重要的，今天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都已消失，比如瑶麓的“凿壁谈婚歌”、乐器、服装和装饰等都已不在和不再。
“文化变迁”是永恒的话题，但愿“文化消亡”不要成为永久的话题。而要最后守护好族群的各种文化遗产，“家园”是最值得守护的遗产。
彭兆荣 (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文章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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