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从民族志、民族史到中国历史
民国时期，由于民族问题的重要，中国历史的研究，有时也变成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即是证明。[26]在20世纪早期，民族志有时也被用作民族史。早在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的1903年，刘师培已写成《中国民族志》，其实质是民族史。刘实际上是借用了“民族志”这一西学术语，来书写中国的民族史。
值得强调的是，当时，在一些知识分子眼中，民族史的民族，指的就是汉族，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正是他汉满种界之辨思想的体现。章炳麟的《序种姓》也要辨明“夷族”和汉族姓氏的根源，使之流别昭彰，不得互相混淆。[27](P.73-76)试图以“汉族”替代“民族”的旨意也体现在其后学者所著的民族史中。利用中国的历史文献，在民国时期特别是30-40年代，产生了一批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命名的民族史，这批融和了西学方法的史书为国族建构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相关知识系统”。[28]著者们对民族史的表述不尽相同，但表述的重点大体都是以汉民族为中心，融合其它各民族而成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在论证的过程中，重点在于如何由“异”而“同”。具体论证模式为：第一，血统混杂，无突出之“异”。第二，汉族为主，异族同化。⑤
以上说明，中国历史研究如何借民族史来强调汉民族的历史。在此问题的探讨中，人类学视角与材料已经被借用来说明中国民族史的问题了。如前文所言，在20世纪早期，作为西学民族学、人类学而来的民族志，与正史、方志关系密切。在《中国民族演进史》中，吕思勉用到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调查报告，及人类学的演进派、传播派等观点。[29](P.272)在《中国民族史》中，吕氏也用了很多文献中的文化风俗材料来分析。虽然吕氏大都用传世文献来证明民族的演进史，但是在西南少数民族部分，又写到今之调查得来的事实。[30](P.184-185)此类写法，似乎有民族志之特点，但未见作者标注调查材料来源。
另外，本文前面也谈到李泰棻民国修方志的问题，“新史学”的范围也包括新方志与民族志。以上都说明，无论是中国新的民族史还是方志，民族志作为其中一部分，其作用之一在于增补中国新的历史。
最后再考查一下ethnohistory (民族史)的来源。“ethnography”被翻成“民族志”与“ethnohistory”被翻成“民族史”，都有着同样的缘由，不仅因为“民”与“族”本身所指代的人群概念内涵，还因为“民族”一词契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与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然而，在北美，ethnohistory起初是民族学(ethnology)研究中的一支。按WilliamC.Sturtevan的说法，民族史“通常是为人类学家所研究的族群的历史”，[31](P.320)因为涉及到史学，民族史究竟属于什么学科并没有在学界取得一致的看法。[32](P.302)民族史是一个在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徘徊的学科。但是在中国20世纪早期，民族史却偏向历史(而且是正史)，最终成为主体民族撰写并强调主体民族的历史。在表述除主体民族之外各族历史之时，并不从人类学的角度来撰写“他者的历史”，从而，其余各族(他者)的历史，成为主体民族(汉族)历史的一部分。在“时间”的观念上，他者的历史也融入当时所谓“进化论”的线性时间轨道上，这一观念也被人类学民族志借用。的确，与之前相比，西南民族从未被如此重视过，但当时民族史主要以“我族”为中心的撰写，便消退了在撰写少数民族时所应当具有的“他者”眼光。
在认识中国历史的问题上，“民族史”占据着重要位置。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作为参考文献，在苗史溯源中被引用。同样，在这之前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等[33](P.1)也被凌纯声先生引入调查报告。总之，借用民族学方法重建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学术思想，[34](P.191)是民族学研究的目的之一。
结 语
综上，民族志承接方志的部分特性而来，并具有方志的中原史观。在具体的民族溯源中，少数民族的祖先来源证据往往依靠传统的中原汉族文献。在神话传说的祖源追溯中，调查者通过历史文献的“前田野”与田野中调查对象口述的故事分析，牢固而“客观”地构建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而这样的研究也成为中国新史(民族史)研究的添加与增补。民族史作为新文类，也作为中国民族志中历史书写的一部分，成为当时认知中国新知的来源之一。
总之，民族志中的溯源研究，并不简单意味着追溯被调查族群的历史来源，其更体现了国族观念之下如何利用现代学科的民族志话语，重新阐释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性、一体性、不可再分性等问题。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文学人类学”微信公众号2016年8月22日
【本文责编：张倩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