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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族志，作为西学术语，其表述方式有自身的发展轨迹，在民族志发展至“科学民族志”之际，也正值西学东渐之时。中国民族志的发展受其影响，在某些方面，中国民族志直接承袭了西方科学民族志的某些调查方法与文本规范。但是，如果将非西方世界粗略地分为有文字文献传统与无文字文献传统两类，无疑，中国代表了前一类。有几千年汉字书写传统的中国，保持了自身文明与文化书写的连续性。因此，西方知识范式的民族志传到中国后，并不能完全击破中国的传统，本土延续性的文化观念依然有效并发挥着相当的作用。如除了《山海经》、《礼记·王制》到《汉书·地理志》等被认为具有民族志特征以外，近年来美国新清史研究学者劳拉·赫斯忒特拉(Laura Hostetler)的《清朝的拓殖事业：早期近代中国的民族志与制图》就将中国民族志在实践意义上推向清乾隆年间，并以《清朝职贡图》、苗图册等为例，认为清朝在与欧洲差不多的时间里出现了民族志这一与各政权的扩张趋势相关的近代学科。
民族志与中国传统文化及文类的联系体现在中国早期民族志体例上，即相对于西方民族志，其在开篇增加了民族溯源(少数民族来源)问题。对此，学界已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从汉语“民族志”角度对其进行讨论。何为汉语“民族志”?首先，从词源来说，ethnogrphy被翻成“民族志”，正是来源于中国的汉语文献传统。其次，从学术功能来讲，民族志是民族学家借其兴汉学的工具。兴汉学是整个民国学界所强调的学术自尊。当时中研院史语所创立时的学术目标，即“国族主义”信仰下抢回“汉学中心”的地位。[1](P.19)傅斯年指出，应着重四裔的汉学，主要是“虏学”，其具体计划的求新材料，除考古发掘外，主要还是向西、向南发展，要脱离纯中国材料的范围，借重“虏学”，考四裔史事，向四方发展。[2]西南民族调查被外人抢先意味着失掉了国人学术自尊，抢回对西南民族的发言权，即是实现此目标的途径之一。但实现的方式，还是汉族学者借用汉语书写，并站在中原汉族立场来进行表述。最后，从民族志的“史观”特性来看，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中原汉族中心”观。民族调查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3](P.7)，其研究成品之一是民族志。承接了部分方志传统的民族志与民族史相结合，共同诠释了民国新历史，而民族志的溯源实现了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重新表述，但这种历史表述却难以逃脱传统中国的“中原史观”。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特性讨论的框架范围是中国早期西南民族调查。
一、从方志到民族志
笔者曾撰文讨论了方志的“中原史观”。无论是中原还是本土的方志作者，当他们采用“志”的体例进行书写时，不仅在表述对象上为异地与异俗，更以中原中心的视野对书写对象进行审视。按照文类等级的标准，方志永远次于国史，却又成为国史的有力补充。为何能达到如此效果，正在于方志所具有的中原史观。[4]
民族志是否承接了上述方志之特性?回到英文“ethnography”看，希腊文“graphein”(记述)，为何翻成“志”呢?选择“志”(而不是“记”等相关词汇)与“民族”对接有其特定意义。第一个意义是，志作为动词，可以与“graphein”(记述)意思对接。第二个更重要的意义是，“志”的选择与本土传统方志进行了对接。如果“志”与传统文体对照，自然与“方志”的关系最为紧密。同时，中国的本土叙事传统包括两条，一条被我们称为“史”的，从司马迁到班固，可以姑且称之为中原叙事的“大传统”;另一条被我们称之为“方志”的，如《华阳国志》、《黔苗蛮记》等，可暂且称之为“小传统”。民族志正是接通了本土叙事的方志“小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志之“志”在史的观念上回到了“方志”的含义，使得方志与民族志在对异文化、边缘文化的表述上，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20世纪初，传统史学受到挑战。1902年，梁启超先生的《新史学》强调新史应该有统括史志之必要。[5](P.21)所谓新史学之“新”，在于历史应该是民史。因此需要“眼光向下”寻求民史。关于如何修民史?方志被纳入讨论。“修史必自方志始，方志者，纯乎其为民史者耳”。随后几年，刘师培又提出，方志还不足以修国史，还要编辑乡土志序例。[6](P.109-110)李泰棻于1935年出版《方志学》，专章讨论“修志之辅助学识”(第五章)，他吸收了进化论思想，认为，“史的定义”盖“人类进化之现象”，即“人类综合文化”。修志如何达到此目的，其曰须备新知识即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年代学、考古学、古文学、古泉学、言语学、谱系学、心理学、经济学、法政学等学科。[7](94-99)民族志在新修的地方志体例中，成为地方志中的一种，与輿地志、建置志，经政志等并列，而民族志包括了種族、户口、禮俗等主要内容。[8](P.19)
可见，方志强调在向“民史”的“新史学”靠拢同时，也亲近了民族志。方志中包含了民族志的部分，民族志也成为“新史学”填充的内容。随着中国社会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学术的推动力量之一在于“眼光向下的革命”，民俗学、人类学被新史学借用的同时，也变得异常重要。它们之间的关系可归纳为：历史借人类学民族志积累新材料，民族志借历史寻找在中国学界之位置。
另外，从研究对象来看，少数民族在传统表述上大多包含在方志的书写中，即使在正史中也常被列入“列传”等文类里;而在现代表述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在最初都是以“原始落后人群”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在民国时期，这一对象则重点为少数民族。
由此看来，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中，方志都无法脱离附属于、服务于、补充于中国历史(正史)的命运，方志这一特性被新文类民族志所传承。当时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的学科设置，正是要藉国家的财力建立一个可以和先进国家媲美的学术机构，并把中国科学研究带到至少可以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局面。而历史学和语言学具有科学的普世性，所以丁文江说，“用科学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而相对客观、真实的民族志资料，即充当了如此使命。
综上所述，民族志具有方志的中原史观，同时，民族志与方志又成为新史学的一部分，共同增补着新史学的内容。不过，方志，更强调空间观念，但对民族志而言，人及其产生的文化成为其关注的重点。因此，人(西南民族)如何成为整体(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成为中国民族志体例中的重要一环，即下文所调查的少数民族来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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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人类学”微信公众号2016年8月22日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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