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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至1985年，我在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工作期间，到禄丰县的妥安、高峰两区(当时乡镇一级改为区)进行为时近两个月的社会历史调查，首次接触了民间文学这个艺术门类。当时详细记录这些民间故事主要出于好奇、好听，再者，所里办了个不定期的民间文学内刊，想为这个刊物提供一些材料，以方便同仁研究。时隔30年，重新整理这些民间文学作品，依旧觉得这批民间故事具有较高的文学、民俗学、历史学等价值。
虽然只有30篇故事，却几乎包含了民间故事的所有门类：风物故事、动物故事、人物故事、生活故事等等，其中几则人物或动物故事，其实完全可以划入寓言类，读罢令人啼笑皆非，转而陷入沉思。中国古典寓言《守株待兔》《买椟还珠》《刻舟求剑》《郑人买履》等等，都能在高峰的这些故事中找到更加深刻生动的表述，这种表述方式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地区和民族，就是它的载体——高峰彝族的独特人文思想、生活态度和常识、价值观甚至他们的古老哲学体系。在动辄网络信息的今天，认真坐下来研读这些充满智慧和正能量的民间文学作品，思想在幽默的口语语境、朴质的故事构思、跌宕的情节冲突中净化，不由自主地在内心发出感叹——伟大的民间文学!
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的重要门类之一。从广义上讲，民间故事就是劳动人民创作并传播的、具有虚构内容的散文形式的口头文学作品。民间故事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在人们口头流传的一种以奇异的语言和象征的形式讲述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题材广泛而又充满幻想的叙事体故事。民间故事从生活本身出发，但又不局限于实际情况以及人们认为真实的和合理范围之内。它们往往包含着超自然的、异想天开的成分，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民间故事有贴近生活、泛指性、类型化三个特点。
30则高峰彝族民间故事几乎囊括了以上民间文学的分类和特征。风物故事(或传说)解释特定地域地名、习俗、物种等的“来历”(或起源)，虽离奇荒诞，却也在情理之中。如《仙船的传说》《仙牛传说》《牙齿草的来历》《左脚舞的来历》《酒的来历》《仙人洞与仙人桥》等。动物故事好如寓言，夸张大胆，幽默风趣，如《山猫狸和狐狸》《老虎比武》《兔子的力气》《老鼠嫁女》《麂子的毛为什么是红色的》等。生活故事寓理于情，说道于真，针砭假丑恶，褒扬真善美，凄婉动人，读罢让人慨叹，如《金命和讨命》《弥勒佛和释迦佛争皇帝》《憨包打猎》《说白不露白》《姑爷偷老岳父》《换老婆》《蛇大老爷和三姑娘》《人与老乌鸦》等。其中《憨包打猎》《说白不露白》《姑爷偷老岳父》《换老婆》四篇，则是纯粹的民间笑话，在诙谐中闪耀着朴质的民间智慧。《弥勒佛和释迦佛争皇帝》一则故事非常奇特，把佛教人物放入世俗生活，这种奇特的构思在此前的民间文学文本中见所未见，研究空间极大。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其实面积并不大的区域出现了一种“大力士”系列故事，这种独特的系列故事在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中很少见，因为它的多种情节、人物其实都属于一个原型，描述的似乎是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只不过由于地点或人名不同而产生变异而已。这一类故事有《王天禄的故事》《普大力士的故事》《山大力士向钟大力士借火》《胡大力士插旗杆》《普大力士打长毛》《诺代罗布的故事》等。这些故事讲述的都是一个身怀异术、胆大包天、力大无穷却又正义感十足，爱打抱不平的传奇人物，他同情弱小，敢与官府作对，桀骜不驯，像刑天那样，断头仍舞干戚，与恶势力势不两立，战斗到最后一刻。彝族社会曾一度流行祖先崇拜，很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至今还遗存于不少彝族地区的土主崇拜，土主其实就是一个村或地区人们的英雄祖先，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因其功绩而被立为一方之神圣，甚至写入家族谱牒之中。如唐代南诏国十三个国王，都被立为土主，至今享受后裔香火。
查唐人樊绰《蛮书》，有一段记载与禄丰县的罗茨、高峰、妥安乃至武定猫街、元谋羊街、牟定新桥等地的彝族“红彝”支系有关：“独锦蛮，乌蛮苗裔也。在秦藏南，去安宁两日程。天宝中，为蹄州刺史(案：”蹄州“原本作”岿州“，今据《新唐书》改正)。其族多姓李。异牟寻母，独锦蛮之女也。牟寻之姑，亦嫁独锦蛮。独锦蛮之女，为牟寻妻，有子委负监。贞元十年，为大将军，在勃弄川为城。”这段记录透露了如下信息：秦藏即现禄丰，其南面就是罗茨坝子，从罗茨坝子到安宁脚力为二日，第一站就是后来的炼象关(腰站)。独锦蛮疑为现今彝族支系——红彝，推测依据为：他们的服饰绚丽多姿，头饰尤为突出，五彩缤纷，人称“公鸡帽”，史家应据其服饰特征命名。若此说成立，则独锦蛮目前居住区域横跨禄丰罗茨盆地、高峰、妥安、武定猫街、元谋羊街直至牟定新桥一带山区。根据语言学调查，这一区域自称“红彝”的彝族语言基本相通，无须翻译，而红彝支系是云南一个非常古老的彝语支部落，他们至今保留有完整的、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如高峰彝族的大刀舞就是一例。《蛮书》和地方志书记载有南诏在罗茨修筑“黑城”故实，言此地出产的“次赕马”(次赕即罗茨坝子)为南诏时期的主要战马。当时，罗茨、禄丰一带属“西爨地”，以后禄丰更名“龙和城”，是西爨自东(昭通)至西(大理、保山)的边界，东、西两爨均在南中地区，有大姓族人爨、杨、李等，所谓“其族多姓李”，应与两爨文化有关。独锦蛮是南诏政权的一支重要军事和政治力量，曾经是南诏东面的一个强大部落，因与南诏蒙氏同源(乌蛮苗裔)，又是南诏政权的东大门，南诏王室因此积极与独锦蛮部联姻，才出现这样的情形：“异牟寻母，独锦蛮之女也。牟寻之姑，亦嫁独锦蛮。独锦蛮之女，为牟寻妻，有子委负监。”异牟寻是南诏第四王，汉文化程度高，建树颇多，他与独锦蛮部落的联姻，在他的祖父统一两爨初期(其父凤迦异早逝，未即王位)，看中的是独锦蛮部的门户作用。据此，笔者认为独锦蛮部落与南诏王室联系紧密，他们的武士应该参加过南诏的许多战争，并有不少杰出的军事人才。战争是孕育英雄的孵化器，流传于高峰地区的“大力士”系列故事，原型似为这一时期的杰出军官，在祖先崇拜(土主)的光环下，各家支采取自己的记忆方式传承这些故事，以至后来出现诸种变异口头文本，并深深烙上时代的印记(如衙门、县老爷等)。此一说也，求教于方家。
显然，高峰彝族的几则民间故事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如《蛇大老爷和三姑娘》俨然汉族民间故事《七妹与蛇郎》的翻版，但却深深地烙上了彝族群众审美特色，融入了彝族文化元素，比原来的故事更生动、更感人。这种民族间的相互学习借鉴，一直是云南历史文化发展的主流，正是这一原因，才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独树一帜，色彩缤纷。
肯定地说，流传于高峰地区的民间故事绝不仅仅这30篇，据介绍，尚有数十万字的民间文学素材资料没有整理，门类也更齐全。笔者的这组故事，权作引玉之砖，后来者当将这一件事继续做下去，窃以为意义重大：在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步伐中，旅游业如果不与深厚的民族文化接轨，旅游本身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鱼。这是因为，仅凭自然风光担纲整个旅游业向深度发展，已经显得很不可能。深度旅游和旅游产业链的开发培育，要求一个地方必须有效挖掘、保护及合理利用古老的民族文化元素，旅游业才可能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文章来源：《云南日报》2016年05月08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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