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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神话学研究的学术反思
(一)中国神化学的建立及其研究范式的特色
中国神话学在20世纪的建立，有赖于两条线索，或者说导因于两种学术范式的融汇。其一，西学。如前所述，体现在人类学派的影响方面，以及教材编译和运用古希腊神话的文学化、系统化范式重构中国上古神话。其二，中学。20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受新文化运动之影响而形成重视民间大众普罗文学、俗文学之潮流。鲁迅、郑振铎、赵景深等于此都有所建树。如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梳理了小说戏曲之外的其他文体，但尚未涉及民间口头文学的范畴如神话、传说、故事。鲁迅则从古小说的研究中发掘出上古神话的价值，认为神话为“小说之渊薮”。《中国小说史略》开篇即提到简狄吞卵、西王母、后羿、穆天子传等古神话。陈泳超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一书中虽旁及俗文学，但未对鲁迅及《中国小说史略》有所评述。
从神话的重要性、与民间文学的相关性尤其是古小说渊源于神话，而神话的材料、神话古籍的梳理乃至小说的发展于中国民间文学现代范式转型的意义来看，笔者提出如下认识图式：
图1：中国神话研究范式
由此，引发出对中国独特的神话类型和发展道路的相关思考。由于中国神话学是受西方神话学影响催生的，那么，中国传统的神话研究范式是否存在?提出中国具有独特的神话类型和文本形式是否可能?
在经历了第一阶段的以西方文明为参照、标准范式的探讨之后，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模式、类型的研究给予我们启发。张光直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模式，是在西方文明参照下的文化自觉;李学勤等提出古国2方国-王国的独特模式，认为是中国文明起源的特色。可见，第二阶段开始认识到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性、正常性并进而发现其模式。当然应指出的是，考古学属现代西学，中国传统学术则重视训诂、考据、文献，因而，虽有李济等人对殷商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但还不可能圆满地解决中西学术范式的对接。
由此来看，希腊、罗马神话的正常发育，与中国神话的早熟或夭折，都源于文化类型和文化传承方式差异，都属正常。陈泳超在《释山海经》中说，也许中国本无系统神话，不能似茅盾强以希腊比附，这提示出一种可能——中国神话文本和神话思维本来具有一种表达范式：一是微言大义，这在活形态神话阶段是可行的;二是以图释文、心领神会，大量墓葬、石刻、图像与文字一同构成神话文本，不一定是散文体的系统化的叙事文本。如“姜嫄履迹”与“简狄吞卵”微言大义，而收入《诗经》中却具有完整的文本意义。因此，在20世纪以西方神话学重新系统复原中国神话的工程告一段落时，前面的路何去何从?检讨、反思当属必要。
概括而言，中国神话学研究的范式应有两个方面：其一，古神话借助于古小说以传承发扬，形成古小说-古代民俗-俗文学3个层面，其可相互结合而透露正确的神话信息;其二，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神话借助汉文古籍、少数民族古籍与民俗、口传而传承，因此必须借助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理论予以挖掘、激活，这有可能是中国神话学独特的文本类型和表述范式。
(二)神话与民族精神的建构
中国神话学史上，由于神话的历史化与历史的神话化，学界未能正确认识神话的功能与价值。而在民族精神的发掘与重构中，神话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象征。
鲁迅最先关注这一问题，他主要是在《故事新编》中以改写古代神话的形式注入鲜明昂扬的民族灵魂以警示世人。高有鹏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中甚至认为中国现代神话学是三元并立的：一是鲁迅对神话与民族精神的关注;二是以茅盾、闻一多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方法;三是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5](P7-9)。
20世纪80年代，谢选骏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以域外文明为参照，探索表现于神话文本、形象中的中国文化心理及民族精神。谢选骏的《空寂的神殿》又以对中国神话政治化、伦理化和世俗化道路的分析，从文化哲学和神话哲学的角度予以深度阐发，对认识中国神话与民族精神的形成、演变提供了宏阔的视野。与此同时，叶舒宪以神话-原型理论为依据，也展开对中国神话哲学的独特模式的探究，其《中国神话哲学》和《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形成姊妹篇，涉及中国神话原型和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神话原型的比较分析。某种程度上，谢选骏与叶舒宪的研究思路具有一致性，从另一层面支持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研究。而在萧兵、叶舒宪主持的“中国文化的系统破译”系列著作中，也充溢着对文明古国命运的忧思和文化复兴的渴盼，反映了在“文化史重建”中的民族精神塑造的诉求。
对中国神话思想的探究也可看作从源头上解析民族精神的尝试。赵沛霖曾于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兴的源起》，对作为中国传统艺术思维载体的“兴”作了有益的阐释。其《先秦神话思想史论》于2002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书中认为制约和形成中国独特的神话发展道路的正是神话思想。西方的神话思想大多导源于对世界的总体观念，是以超自然的神秘观念观照客观世界而产生的种种见解和思想。其意义与宗教观念相近，即与科学思想、历史思想相对立。赵沛霖认为，神话思想实际上是神话所体现的宗教观念，是对这种观念的提炼和总结。神话思想和神话本身一样，都违背经验和理性，只不过神话是出于人类童年时期的天真和幼稚，出于“集体无意识”，而神话思想则是童年时期以后自觉意识的结果，它虽属虚构，但却具有现实的目的。
赵沛霖认为，应当清楚地梳理出人类神话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各时期的特点。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神话在人们心目中的性质由宗教而艺术，由实用而审美，由神圣真实而虚幻荒诞，然而，代表当代对神话的认识水平的则是实践理性，因而有必要以此反观几千年的人类神话思想史。以往中国神话学界和哲学界对神话思维的复原或构拟有很大兴趣，代表者如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研究》、《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等，以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为参照系展开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与原始思维、神话思维的复原式构拟。赵沛霖则反其道而行，以当代人高度理性的神话思想为出发点，对先秦时期处于萌芽状态的实践理性给予高度关注。如认为屈原在《天问》中表现的质疑、反思正是神话时代没落的标志，神话的历史化也是不同时代交替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这对中国神话学界长期以来不对神话文本和神话思想进行辨析的弊端是有矫正意义的。
(三)对少数民族神话的系统发掘整理及价值审视
借助于20世纪50年代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间文学调查，上接三四十年代芮逸夫、岑家梧等民族学家对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的调查，下续以80年代以来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史诗、传说的丰富内涵和面貌得以为人知晓，并在这一整理发掘的过程中表现出一些理论倾向。
第一，提出了“活形态神话”概念。受人类学功能学派观点的影响，直接得益于马林诺夫斯基的论述，武世珍、李子贤、孟慧英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相继对“活形态神话”进行探讨，2004年，李子贤获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活形态神话研究》，继续深化研究。
第二，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在方法上得益于人类学民族学甚多，形成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旨趣，而与文学学科传统意义上的文本研究距离较远。其重视神话的文化生态、社会历史背景、语境、功能甚于母题、类型、文本，换言之，是以神话释文化，文化释神话，并借助神话材料建构各民族哲学史、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
第三，少数民族神话的丰富文本和形态有补中国神话遗缺之功。谷德明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选》、李子贤编《云南少数民族神话选》等数十种文本问世，袁珂在《中国神话传说辞典》、《中国神话史》中大量转引了少数民族神话材料。这些工作确实有着反对文化大民族主义、重构中国文化史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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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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