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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认为，族谱所呈现出来的，更大程度上只是地方土著人群礼仪习俗的改变及人们自我身份认同的改变，而并非真的是地方人群整体时空位移的历史再现。最典型的礼俗改变是祭祖仪式，如前所言，以世荣公为始祖的薛氏原有祭祖礼仪是每年拜祭世荣公墓后“饮粥众山”，此传统相沿至今。
而在地方正统化过程中，编族谱、在祠堂拜祖先这套被认为符合国家正统文化议程的礼仪，在清中期后逐渐推广，诚如前辈学者所言，宗族的发展其实是明代以后士大夫在地方推行教化，建立正统国家秩序的过程和结果，体现了乡村社会以礼仪为主体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于是崇姜里薛氏，不管真的来自广东，还是原本就生根于当地的土著都卷入其中。在广东“三日公”故事形构过程中，崇姜里薛氏对世荣公的选择性“失忆”，将崇姜里薛氏与明代大儒薛瑄的勾连，描摹的士大夫化族人景象，这一系列行为均典型地折射出地方创建宗族背后所隐含的正统化诉求。
反过来看，既然宗谱编撰是以表明自己的文化正统性为主要目的，族谱本身是推行教化的产物，那么，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即使原被称为“猺”的群体在编谱时也不会自认为“猺”，而是千方百计将自已与开化更早、文化更发达的某个地方拉上关系，寻找一位出身正统的“祖先”。在浔州府，在广西西江中游，一水相连而又开化稍早的广东遂成为最便利的选择。就笔者目力所及，上述地区大量族谱的祖先故事确实往往都有“来自粤东”一类的叙事结构。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通过读书应举、创建宗族等方式建立与正统文化相联系的过程其实甚为艰难曲折。薛氏清代只有唯一一名举人，此位举人甚至无钱参加乡试，得到其他房支的资助才成行，中举后又因无钱而错过会试，还因没有正式祠堂而不得不将文魁匾悬挂在伯父的宅门上。类似情形可能在崇姜里比较普遍，崇姜里沿江村黄姓老人和泰宁寺张、黄姓缘首言：“旧时我们这里无祠堂，也无族谱，姓姓都没有。现在张姓刚刚修好族谱，薛姓是今年刚修好。赖姓修了几次没修成。我们黄姓现在也没有。”与此类说法相印证，在当地确实少见祠堂，难见族谱，尤其是旧谱，一方面反映了地方士绅化以及宗族建设进程之艰难，另一方面更表明修谱建祠并非崇姜里地方之固有传统。
至今行走在崇姜里，对当地底层文化和传统习俗的认知会更形象。时至今日，在沿峡江一带主要村落如古楞、新宁、三鼎、黎村等村，薛姓均为大姓，而当地村民这样描述薛姓人群：“最早是姓薛的住在这里，整个岭都是他们的，后来姓黎的搬来，我们黄姓也搬来，据说我们阿太用10斤粟从姓薛那里要得一个岭住下来，姓赖的人也是用10斤粟换得一个岭住下来的。村里姓薛的撑船佬最多，撑船佬一定是本土的，在北河上上落落，一代代传下来。”
概言之，村民认定薛氏为崇姜里最早住民，属“本土”人;山岭原归薛氏所有;薛氏以撑船为业，是峡江主人。笔者还注意到，村民称三鼎村的大庙为盘古庙，并称直至民国时，盘古庙都是三鼎、古楞等村的中心庙宇，有例行的祭祀和游神仪式。另外，笔者在新宁村跟踪五谷庙游神时，听庙缘首陈仙姑说，村里的社公以前安放的是石狗，后因修洪防堤迁址，才新建了社公、社婆塑像取代石狗。
有拜盘古、拜狗的习俗，又被周围村民称为“本土人”，解放前多以撑船为业，这就是现在的薛氏族人!点点滴滴之中，依然可见其与当年这块土地上那些被称为“猺”的土著群体的千丝万缕的关联。
结 语
大藤峡地区由“猺贼渊薮”到明中期以后瑶、僮、狼、民多族类共存，再到后来汉族为主体的居民结构，可视为华南等边疆民族地区历史演变的缩影。不过，这样的历史过程如何展开?族群分类如何界定?族群由谁来标签及如何标签?这一系列问题既引人入胜又很难清楚地阐述，而本文所描绘的明清以来大藤峡地区人群身份变化的个案，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这个复杂的过程。
明代的崇姜里是大藤峡“猺乱”核心区，居住于当地的人群，无论当时他们如何自我认定，也无论其后来的族谱如何描述自己的来源与身份，在其时征瑶乱的军事将领眼中及官方文献记载中，他们均被标示为“猺”;嘉靖年间，当崇姜里被称为“猺”的土著最终接受朝廷招抚，安置于“民村”后，遂相应获得了“民”的身份;明后期至清朝，随着地方的士绅化，崇姜里的人们通过崇祀国家正统神明、参加科举考试、创办宗族等方式确立了国家正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其通过修谱来表达正统化诉求的行为，也在落地生根的粤东商人影响下逐渐兴起。
于是，我们看到类似崇姜里薛氏族群身份随着上述历史过程而不断流动变化的情形：明代有薛姓土副巡检;明中期有随战乱而不断流徒而后编入“民村”的薛氏人群;康熙间有以薛火帝此类体现瑶人宗教信仰方式命名的人群;乾隆间薛氏致力于奉祀文昌神;嘉道族谱展示的薛氏是尊奉文清公为先辈楷模、宣称祖先来自粤东、致力于科举事业的士大夫形象;现今的薛氏则是有着拜盘古、拜狗习俗，被当地村民称以撑船为生的“本土人”，又被识别为且自我认定为“汉族”。
崇姜里的案例生动地表明，族群的身份是流动变化的，族群分类不能以僵化的标签来对应。族群标签的背后往往包含着对文化资源和权力的操控，与地方社会不同时期的社会动荡、宗族语言的运用等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动相联系。当族群认同的标签在不同时候被不同人制造出来时，其背后所反映的其实是地方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
就浔州府而言，明中期以来就形成了瑶、僮、狼、民等族类共存的格局，清朝，随着粤东等地人群的移入，又有被称为“东客”、“来人”等的群类，族群互动异常复杂，族群标签也随地方社会进程而不断演变。而所有这些人群分类的形成和变化，包括清末发生在当地的太平天国首义群体的“客家人”身份，都是本地区社会变迁与国家秩序建立的复杂历史过程的产物。
就本文而言，正是明清以来国家正统文化秩序的确立及两广米粮贸易引起的地方开发历史，塑造了浔州府乃至西江流域的土著人群对自己土著身份的失忆和“来自粤东”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因此，我们应当从探究地方经历的系列历史过程出发来理解特定历史过程中由特定的文化行为和经济活动制造出来的族群和社会认同。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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