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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四川冕宁菩萨渡周王邓三姓祖先故事的形成表明，作为屯堡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屯堡叙事，是一个历史结构的过程。从地方历史脉络尤其是村落生活语境当中的家族关系出发，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上述过程。屯堡叙事的建构与其说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忆，不如说是对当下家族关系的理解和解释。
[关键词] 冕宁；屯堡叙事；地方历史脉络；村落语境；家族关系
[作者简介] 龙圣，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明清屯堡社会变迁研究——以四川冕宁为中心”（项目批准号：13YJC77003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3批面上资助项目“明清屯堡社会变迁研究——以四川冕宁为中心”（项目批准号：2013M531583）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持续升温，屯堡作为明代军事移民文化的一部分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论者多有强调土著与移民之间的对立关系，把屯堡视为封闭、孤立的文化体系，由此解释屯堡文化为何得以保存完整。换句话说，即强调土著冲击这一外部因素是导致屯堡文化坚守并延续的主要原因。在这一思路下，屯堡文化往往成了“泥古不化”的代名词，或者想象的原封不动的明初移民文化。“凝固”、“停滞”、“六百年不变”等词常常被用以描述屯堡文化。这一研究思路已经遭到部分学者的挑战，如卢百可（Patrick Lucas）利用人类学的族群边界理论来分析屯堡叙事，试图在明初以来六百年的长时段中，动态找寻不同时期塑造和维持族群边界及文化的各种因素，从而对“停滞论”的研究取向进行反思。不过，他对于地方历史语境的把握亦显得不足——并非从具体的地方历史脉络出发，而是从整个贵州的社会历史（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出发——使其更多地从外部因素来考察屯堡叙事演变的环境，而忽视屯堡自身的内部因素，如宗族发展、宗族间的关系等。因此，本文主要从地方历史脉络尤其是村落语境出发加以分析，希望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屯堡文化的发展及其动力等问题。
一、菩萨渡周王邓三姓的祖先故事
菩萨渡是四川省冕宁县的一个汉族村落，位于县城以东约三公里处，在行政管理上隶属于城厢镇。该村东面高山环绕，西面安宁河及群山连绵，北边藏、彝村落星罗棋布，南面汉人屯堡密密麻麻，菩萨渡刚好就处在东西高山之间的隘口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号称“东枕高山，西临大河，北扼番族，南控河谷”，因此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据传，菩萨渡及其附近曾经居住的是西番人（今被识别为藏族），因明初大军曾在此驻扎，所以后来变成了汉族军事移民的一个屯堡聚落。该村现有周、王、邓三大姓，约150户，700余人，传说他们的始迁祖来自南京应天府兴（新）化县青石桥（板），具体来说，邓家为江南应天府新化县孝感乡青石板，王家为南京应天府兴化县青石桥王家巷，周家为南京应天府兴化县青石板猪市街，三者皆贵为王侯后裔，比如邓家始迁祖邓宝是明初开国功臣宁河王邓愈之后，王家始迁祖王观是定远侯王弼之后，周家始迁祖周全是江夏侯周德兴之后，于洪武年间来此镇守，后来便长期驻扎下来并担负起镇守疆土、抵御番夷的重任，经过六百余年的人口繁衍，发展成今天菩萨渡的三大望族。
菩萨渡周王邓三姓的这一祖先故事，对今日当地村民来讲早已是耳熟能详，甚至冕宁县其他许多家族也都知晓这一说法。归纳起来，其主要反映出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周、王、邓三姓始迁祖都来自南京应天府兴（新）化县青石桥（板），而且还有具体的小地名，如孝感乡、王家巷、猪市街。第二，周、王、邓三姓分别为宁河王邓愈、定远侯王弼、江夏侯周德兴的后裔。尽管如此，这些说法却并非历史真实。例如，王观侄子王裕的墓志铭记载，王观的父亲叫做王恩，哥哥叫做王宝，是河南开封府人。明代档案《武职选簿》也记载，王观的哥哥为王宝，王观因接替患病的王宝才来到此地，他们为祥符县人（属于河南开封府）。可见，菩萨渡王家并不是来自南京应天府兴化县青石桥，其祖先也不是明初开国功臣定远侯王弼，那么菩萨渡周王邓三姓究竟是如何变成来自南京应天府兴化县的王侯后裔的呢？
二、清代“南京青石桥”叙事的建构
（一）清代族谱中的“南京青石桥”叙事
据出土材料显示，冕宁及相邻的西昌等地明代家族文献记载其祖先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祖先经历记载详细；第二，没有关于来自“南京青石桥”这样的说法。这一祖先叙事是清代才逐渐产生的：
余家祖籍江南应天府新化县孝感乡青石板。明洪武年间补镇斯土，同周、王二姓由云南而来，驻扎高山堡棠梨坝，镇守北沙关。（冕宁菩萨渡邓氏乾隆二十五年《谱序》）
世处南京应天府兴化县青石桥猪市街。余始祖周全公，洪武奉命来斯。（冕宁菩萨渡周氏乾隆三十四年《周氏族谱世系源流录》）
祖父辈隶南京应天府，即今江宁府溧水县青石板赵家湾。乃明洪武二十五年，因宁郡初经开辟，设立指挥，分治八所。始祖赵讳重义，补授中所长，奉檄来宁。（冕宁瓦糯赵氏乾隆四十二年《谱序》）
余等世祖江南宁国府宣城孝感乡麻柳屯青石桥猪市巷人氏，耕读世业。因大明洪武年间入蜀中所安插。（冕宁三河村陈氏道光六年《谱序》）
自弘武七年设法至十七年至，原籍南京（即今江南也）应天府兴化县青石街王家巷第四家人氏，初入建南[任]左所镇军千户。（冕宁菩萨渡王氏道光十八年抄录旧《王氏族谱序》）
始祖阿伏公，江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安上乡第一都青石桥人也。明初附调将军，累立大功，钦授怀远卫后千户所百户，给荒字文凭一道，后与祖弟阿演同调发四川建南苏州卫，继改宁番卫，即今冕宁县也。（冕宁县枧槽村同治四年《卢阿伏墓碑》）
杨氏一家原籍江南京都苏州府新阳县青石桥杨半街，八翰林一将军。大明洪武初登大宝，南京人稠地密，设法迁民，吾始祖因酒失言，奉法迁居于宁番卫百户军，安居杨秀也。（清末冕宁杨秀屯杨氏灵牌）
余之祖籍也，世处南京应天府溧水县青石板猪市街……洪武二年奉命来斯，为后所之总军。（冕宁谢氏清代《谱序》）
从以上材料可知，来自“南京（江南）某某府县青石桥”的说法是清代逐渐形成的现象。最早记载这一说法的是菩萨渡邓氏乾隆二十五年《族谱序》，此后又有周氏、赵氏乾隆年间的《族谱》加以记载。可见，乾隆中后期是“南京青石桥”叙事产生的关键时期。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何在这一时期各家族开始重视撰修谱牒并强调祖先的来源呢？
（二）乾隆中后期修谱之风的盛行
1、四川清丈与修谱重要性的凸显
宁番卫与其他明代卫所一样，卫军逃避屯粮军役的情况时有发生，到明末已变得非常严重。清初“吴三桂之乱”又进一步加剧了宁番卫赋役征收困难的问题。康熙中后期，宁番卫一度难以完粮纳税，地方官屡次向朝廷申请豁免。就宁番卫来说，清初赋役难征并非完全由人口稀少、土地抛荒所致，而是大片的土地实际上控制在大家族手中，长期不向政府纳税。关于这点，冕宁胡家堡（又叫胡家嘴）胡氏便可为证。据《胡氏宗谱》记载，始迁祖胡贵祖籍江苏如皋，于洪武年间来到宁番卫，此后胡氏一族在胡家堡、高家碾等地生息繁衍。至明万历年间，子孙胡全礼由岁贡出任湖广道州知州，后升任贵州思南府同知。至清初，胡氏一族仍然保持着发展活力：
康熙三十年间（辛未至辛巳），欲振家声，公设义学，必筹义学之所资，先辈纉承祖业，世守公田四十八石，旱地十余石，坐落安家堡、詹家坎二处。七世祖讳濬、汇、潜、□、□、□、□、浩等公议曰全仁公曾孙名其英，字襄六，文行兼优，继若愚公志，而可齐家者也，立为义学师范，将公项田地一并附与收租，以作义学之资。
可见，明末虽战乱频频，但胡氏一族却以家族公产的形式占有了当地大量的土地，并在经历清初“吴三桂之乱”后，将这些土地交与族人胡其英收租办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土地在很长时间内并未报税，“雍正七年（己酉），自首田粮，凛遵法令……义田无粮，恐干国法”。可知，直到雍正年间四川清丈土地时，胡氏“公项田地”才被迫向政府登记和纳税。为此，胡氏族人找管理义田的胡其英清田报粮，但胡其英不愿就此失利，想尽办法侵吞公产，最后只交出公田二十二石。此后，其他族人竞相相仿，不光瓜分盗卖办学的义田，就连祭祖的祭田银两也被人占去，使得家族公产日渐消减。乾隆十年，胡氏族人又因公产问题互控公堂，搞得家族内部四分五裂。至乾隆三十年，胡氏家族原来的四十八石公田，只剩下二石零六斗，旱地则全部卖光。
从胡氏个案可知，雍正清丈是冕宁等地家族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至乾隆中期，胡氏家族内部围绕族产问题四分五裂，几近崩溃：首先，公田遭到偷卖和瓜分，导致义学难以为继，胡氏子弟不识诗书者日多。其次，祭田银两被吞，家族无钱祭扫墓地，景象凄凉。最后，族人互控，矛盾重重，尊卑尽废，人心涣散，胡氏一族大有分崩离析之势。因此，至乾隆中期，整饬家风便成为胡氏的首要之务。乾隆二十八年、三十年，新族长胡今儒上任不久，便先后两次撰修《胡氏宗谱》，一方面是要记录家族公产，另一方面则要凝聚人心，希望通过修谱来敬宗收族，重振家声。由此可知，雍正清丈导致乾隆中后期地方家族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危机，而撰修谱牒成为解决危机的途径之一。
2、应试与修谱
除上述原因外，证明旧族的身份以应对考试是乾隆中后期冕宁等地家族重视修谱的另一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清初宁番、建昌等卫饱受战乱，人口大量减少，人才凋零，故普通百姓家参加科举应试的较少，一些旧家大族则因人多丁繁而成为主要的应试对象。但一个地方的学额必定有限，所以他们又通过在邻卫输粮来获得读书应试的资格，称为“寄学”。例如，清代建昌卫陈、赵等姓便是如此：
生等虽居西昌，粮课实纳盐源，自顺治初年夷多汉少，诗书不通，无一应试，蒙宗师郝将西昌陈、赵、谌、宋、尹、孙拨入盐井卫充学。康熙八年，盐井卫教授陈所性上宣圣王教化，下尽陶淑，众民渐易，夷风稍知书考，然所取者仅额八名，教授陈所性恳恩宗师孙又增四名，盐庠始有十二名学。
寄学并不符合清朝的规定，但边远地区应试者少，所以清初并未严格控制。然而雍正以来，由于人口的发展，土著读书人越来越多，与寄学的旧家大族之间矛盾日渐突出。上述寄学盐井卫的旧家大族在雍正年间便屡次遭到告发，但并未受到惩处，对其家族利益尚未形成威胁，此后各家依旧寄学应试。
至乾隆中期，因各地人口流动日益增强，外省人寄籍边远地区考试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乾隆二十五年，广西学政鞠恺便因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等外省人多有在广西冒籍考试，奏请将其改归原籍并加以严惩。朝廷对此事高度关注，著令云贵川广等地也留心检查有无冒考行为。四川学政陈筌接到命令后，对川省情况做了清查，并奏请将查出寄籍生员改拨原籍并暂时剥夺其参加乡试的资格。这一举动极大鼓舞了土著民人。乾隆三十五年，住居盐源的西昌人凌英等帮助马维铎冒籍应考，便遭到盐源人马德修、高正元阻考，于是署盐源知县王尔昌将西昌纳粮寄学子弟通通视为冒籍，不准考试，并以廪生王心乾、尹素贤等闹场为名，将西昌籍廪保九人、文武童生一百三十九人通报四川总督、学政。西昌寄籍生员等人则认为正是由于清初西昌民人的输粮报课，盐源才得获12名学额，因此只凭户籍来决定能否应试是不合理的。他们以此为由，向西昌知县申诉并恳请其向上级反映，希望按照“旧制施行”。结果，其请求获得准许：凡是旧族先前输粮纳课并且有廪生做保者仍得以按照旧制寄学，否则发回原籍补考。因此，旧族这一身份对西昌、冕宁、盐源等地寄学的大家族来说变得十分重要。所以，在乾隆中后期，西昌、冕宁等地多有家族撰修谱牒来证明自己的旧族身份，以应对科举。
正是基于以上两个主要原因，乾隆中后期冕宁等地修谱之风盛行，然而修谱及对旧族身份的强调自然就无法回避始迁祖来源这一问题，为“南京青石桥”的叙事开始写入谱牒提供了客观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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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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