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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涛]试论“猺”、民、汉的演变
——地方和家族历史中的族群标签
  作者:唐晓涛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6-22 | 点击数:8647
 

  二、清代国家正统化秩序的确立与祖先故事的书写

  在翁、田将峡江两岸被称为“猺”的土著编保甲,使之成为国家编民时,崇姜里是受编土著最主要的集居地,不过,笔者目前在崇姜里收集到的族谱及口碑材料,人们大都称自己为汉人(少量自称壮族),几乎无人自称瑶人。那么,清代这一地区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与现今田野调查所见人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定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关联呢?

  1.清代国家正统化秩序的确立

  清代大藤峡沿江平原的最重要变化之一是国家正统礼仪秩序在地方上的确立。明中期以来,王朝政权在当地进行军事征剿并将土著招抚为民的同时,还通过建学校、兴科举、推广正统神明崇拜等方式建立正统礼仪秩序。不过,有关明代崇姜里住民读书科考的资料甚少,唯一相关者,是万历《广西通志》记载有浔州府举人薛文于正德八年任国子助教的资料,这与本人采集的崇姜里薛氏日凤公支旧谱中所记第三代薛惟深于正德八年中举、官国子助教的记载相一致。其时朝廷对大藤峡剿抚并用,归服者或许确有科考中举的可能,只不过此族谱是清后期修撰,而薛惟深作为族谱记载的唯一举人,却既无后代亦无人承祧,是绝嗣。因此,也不排除薛氏编谱时抄录通志的可能。而可以明确的是,即使真有薛惟深正德八年中举之事,对当地人群也几乎没有实质影响,因为嘉靖年间这一地方又陷于动乱,在官方文献记载上,崇姜里大部分住民还是被称为“猺贼”。

  正统化礼仪秩序在当地的真正确立是在清朝政局稳定后。这一秩序的建构不仅是自上而下的过程,也是地方社会主动参与的结果。位于崇姜里和社墟(今南木镇和社村)的宾山寺是清代崇姜里全里庙宇中心之一,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了寺里至今保留完好,涵盖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同治、民国时期的系列碑刻31通,这些碑刻时间基本接续,内容以庙宇多次重修的捐款题名为主,恰好提供了我们观察清代崇姜里地方人群身份及信仰意识变化的视角。可以清楚地看到,地方人群日益表现出对正统文化的认同与接纳,他们之中读书应考并获功名者越来越多,并主动接受国家祀典神明、将地方神改造为正统神明,还在当地积极创建宗族。而在此过程中,土著人群的身份认同也悄然发生了改变。

  崇姜里对文昌神的奉祀是表明地方对国家礼教主动认同的典型例子。由寺中碑刻可知,当地对文昌神的奉祀经历了由加奉寺中到独立建祠两阶段的变化。据康熙六十年(1721)的《重修碑记》记载,宾山寺初名仙沙寺,寺中最初奉祀大士观音,至康熙重修时,加祀了文昌神。从捐款题名碑看,列于最前者为浔州府各级官员,明显体现官府“神道设教”之意。紧随其后者为地方缘首及绅衿,多为有功名之人,他们应是重建此庙和倡导加祀文昌神的主体,表明加祀文昌神与该里科举事业发展之相一致,显见国家教化对当地的渗透。不过,此块宾山寺年代最早的碑刻也仍让我们窥见到一些国家礼教未及而遗留的土著社会痕迹。其一,紧随缘首绅衿之后人数众多的男性村民捐款名单中有诸如薛帝护、薛火帝、薛玄祖、薛禅应、薛帝保、薛帝木、黄玄经、赖帝茂、韦法象、张师严等名字,此类命名方式与瑶人的宗教信仰传统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他们的土著身份。其二,排在最后的名单非常特别,是一独立于男性的女姓捐款名单:

  缘首 莫门区氏二两 林门谭氏六钱 薛门林氏□钱 甘门薛氏四钱

  信女 罗门谭氏七钱  罗门陈氏四钱 ……薛门覃氏三钱 (下略)

  最引人注目者是她们有自己的缘首,表明这是个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女性群体的组织。这种女性具有独立自主地位的传统,显然不同于清代标榜儒学正统礼教的所谓“汉文化”对于女性抛头露面参加社会活动的限制,而属于华南地区那些被称为“猺”、“獞”的土著人群的传统。

  乾隆年间,随着科举的进一步发展,崇姜里士绅的力量有了更大增长,因此,需要为文昌神建立专祠,乾隆四十年(1775)的《建文昌祠魁星阁碑记》记曰:

  “宾山在浔江之北,主思陵而峙东塔,……为桂平八景之一,名曰‘宾秀特朝’。 ……夫山之胜可以壮丽观,而神之灵更以培士气,以故前人奉文昌像于其间。……暨魁星掌桂籍,主禄位,而乃寄于浮屠氏之居,或非所以振文风而崇儒道。会集好义之士,慨然乐输,议迁于原山之半,建新祠,立魁阁。”

  即是认为文昌没有专祠而寄于浮屠之居不利于地方文风,也非尊崇儒道所为,因此增建了文昌专祠和魁星阁。既表明地方士大夫要以礼教改造地方的努力,也是他们人数增加、力量发展后意欲借此取代佛教及原有民间信仰对地方社会控制的举措。与康熙间主持修庙者为无功名村民不同,此次工程的总缘李正阳为郡廪生。

  参阅其他碑刻可知,李正阳还主持了乾嘉年间该寺的重修、创办保正义田及驽滩甘王祖庙的重修等事。可见以李正阳为代表的士绅阶层已成为地方事务的代言人。此次改建,李正阳还将仙沙寺更名宾山寺,此命名有很重要的意蕴:原名仙沙寺是个宗教意义且比较土俗的名称,而宾山寺之名则取自该庙在地理上相对于桂平思陵山之主山而处于宾从地位之意,是乾隆间桂平知县吴志绾列其为桂平八景时所命名,可见更有官方性质、更符合士大夫的雅致韵味。而在此次捐款名单中,再也不见康熙碑中“薛帝护”之类表明土著信仰传统的命名方式,全部名字均已十分规范且符合儒家文化意味。更重要者,是自此之后直至民国,宾山寺碑刻再也不见女性独立筹款并自有缘首的组织方式。

  地方的正统化过程还体现在宗族建设上。明清华南的宗族得到较大发展,在浔州府,虽然时间上较珠三角晚,但亦可见此一历史过程。尤可注意者,当地的宗族建设最初多见于落地生根的粤东商人家族,其后才扩展至地方土著家族。而此一现象背后正是浔州府在清代经历的另一重要历史过程,即两广米粮贸易引起的地方开发及粤东商人对当地社会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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