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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来自粤东”的祖先故事的书写：以崇姜里薛氏为例
明清时代，带动广西经济开发的最重大事件是两广米粮贸易，浔州府正居于贸易网络中转站及市场辐射中心的重要位置，加上该地区的冲积平原是广西少有的优良稻谷生产基地，因而成为两广米粮贸易最重要的依托。清代，随着贸易发展和当地平原的迅速开发，大批粤东客商沿西江进入浔州府，其中不少人通过各种方式获得户籍，定居当地，进而参加科考，完成了在地化过程。
更重要的是，其时的米粮贸易得到朝廷及两广总督府大力支持，粤东商人因而在经过与土著的冲突调适后成为地方事务的主导力量，其文化习俗因而深刻影响土著群体。学界的研究表明，粤东的士绅化进程及宗族建构早于粤西，事实上，就笔者在浔江地区所见，在地化的粤东商人也是当地最早开始宗族实践的群体，如桂平宣一里王举村的谢氏、宣二里王谟村的刘氏等均在清前期就开始编族谱、建宗祠。
粤东商人创建宗族的行为遂成为土著效法的榜样。清中期之后，此类行为愈来愈普遍，一些土著家族也致力于宗族建设，崇姜里薛氏即为其中之一。薛姓在崇姜里的分布集中于新宁、古楞、黎村和三鼎等村，现今这些村子的薛姓均自认同宗，并在新编族谱中以来自广东顺德龙江村的日经、日明、日凤三兄弟(简称“三日公”)为入乡始祖。不过，仔细比对旧谱，却发现对广东始祖“三日公”的认同恰恰与崇姜里薛氏创建宗族的行为联系在一起。
前文言及正统间靖宁乡土副巡检之一为土著薛思聪，不过成化后不再有关于薛思聪族人的文献记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明中期，当地一直有薛姓人群在活动。笔者采集的薛氏日经、日凤公支族谱对始祖定居当地的时间记忆，一在成化，一在正德，并言因地方乱事而导致先祖定居生活几度被中断，嘉靖时才基本稳定下来(详后)。而成化、正德、嘉靖恰是朝廷对土著瑶人大规模剿抚时期。因此，族谱中的始祖定居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薛氏在里甲体制内外流动，并与崇姜里其他土著一道，最终接受朝廷招抚和安置的事实折射。
从现在保留的旧谱看，标注时间最早的薛氏族谱为浔江南岸(简称南江)社坡镇伏化村日明公支七房保留的《宗支部》两本，为乾隆二年(1737)薛廷璋手立，谱中记言：“再始之祖世荣公，葬在北江珠砂岭。始祖日经公，妻陈氏，同葬在甘棠村面前。积浩公，妻罗氏，同葬在本村堂屋岭。胜集公，妻陈氏，葬在堂屋岭。”北江珠砂岭在崇姜里新宁村附近，故此份宗支部是与崇姜里薛氏相关的旧谱。谱中以世荣公为最始祖，日经公为始祖，值得注意的是，此份谱本并无三兄弟之说，也无始祖来自广东顺德龙江的提法。当然，此谱内容简略，只记录各代祖先及配妻名字、葬地，还不是近代意义上之联宗族谱。
关于广东“三日公”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嘉道年间，其时，桂平薛氏开始编写首部联宗族谱，谱序称修谱目的为“收族睦属”，故可视为薛氏宗族创建的标志。正是此谱序首次出现了“三日公”自广东迁居桂平之说：“吾祖迁住粤东广州府顺德县龙江村，至日凤公与兄日经、日明，在明成化年间，客游粤西浔州府桂平县安居乐业，至今十余世矣。”谱序中还特别强调薛氏为粤东血脉，确有所本，在编谱则例中提到“是谱粤西向来无有，祗以各家誉注年庚，用以联络贯通”，故可知此为桂平最早薛氏联宗族谱。不过，谱序没有说明“三日公”定居何处，因此并无证据可说这个最早的广东祖先故事与崇姜里薛氏直接相关。
可能在此谱编修同时或稍后，崇姜里薛氏有了自己的宗谱，且明确使用了薛氏祖先来自广东龙江的说法。其中古楞村日凤公支族谱云：“日凤公与兄日经、日明自明朝成化间由粤东广州府顺德县龙江村迁移桂平，三人同胞共住，始在三鼎村阳江边经营乐业，后因藤峡寇乱，日凤公与日明公迁往伏化，尚未觉平宁，日明公遂迁于容县，后方回伏化，日凤公又迁于黎村居住。”
而新宁村日经公支薛嘉模修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族谱则云：“太祖考讳进杰，字守常，号日经。于明正德六年辛未，广东盗贼窃发，南海十三村负固为乱，四出侵掠，民不聊生。由广州府顺德县之龙江与太叔祖日明公、日凤公同迁至广西浔州府桂平县姜里之三鼎村肚。逾年，日明公复迁往南江吉大里之伏化，日明公遗下一子，后复散处同里古楞、黎村。”上述两谱均明确记载薛氏最早定居三鼎村，后分居古楞、新宁、黎村和南岸伏化村。而现今古楞和新宁正是薛氏最集中的居地，亦各言为“三日公”后裔，两谱所记各代名字基本连续，清代祖先名字多有与宾山寺碑刻名单相一致者，故此两份旧谱大体可视为清代崇姜里薛氏情况的反映。
分析上述与崇姜里薛氏相关的三份旧谱，可以发现族谱所记录者大体覆盖了崇姜里现今薛氏分布的村落和人口，表明崇姜里薛氏大都已共享祖先是来自广东“三日公”的故事，不过，三个谱本关于祖先的来历相互抵牾之处却不少。其一，与崇姜里薛氏直接相关的最早的乾隆谱本的祖先故事并无来自广东“三日公”的说法。
嘉道间记载了薛氏来自广东“三日公”的桂平薛氏最早创建宗族的谱序，却无证据表明在最初出现时即与崇姜里薛氏相关。其二，两份清后期形成的日经、日凤旧谱对“三日公”的入桂原因和时间记载大有出入：日凤公谱言成化时(1465-1487)来桂经营乐业而定居，而嘉模谱记述因南海贼乱不得已于正德六年(1511)迁桂，且称日经生于1481年，按日凤谱推算，即使在成化最后一年(1487)，长兄日经也才年仅6岁。其三，乾隆谱记日经妻为陈氏，葬地在甘棠村，子、孙称为积浩和胜集。而嘉模本记日经妻为文氏，二人葬于河山岭大坟咀，日经生伯梁、仲梁、孙梁、季梁四子。因此，虽然名号均为“日经”，但显然完全是不同的人，并有不同的传承后裔群体。
记载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最始祖世荣公的存在。最早版本的宗支部记载了这个始祖，且事实上，世荣公的墓地珠砂岭正位于新宁村附近，据调查所见及2004年薛氏新谱记载，世荣公考妣墓正是现今崇姜里各村薛氏历来祭祀之墓，每年农历八月二十日薛氏族人集中祭墓并席地设宴聚会(俗称饮粥众山)的习俗已相沿数百年。表明世荣公确是崇姜里薛氏共认的始祖。但日经、日凤支旧谱却只记广东“三日公”而不记此位实际一直受拜祭的始祖。正因为如此，现今的薛氏后裔在编修新谱时感到无所适从。
笔者注意到，2004年的薛氏新谱称为《桂平薛氏日经公、日凤公宗支部》，只记“三日公”之两支，而缺日明公支。而日明公支缺席新谱正是因为在祖先来源的说法上与日经、日凤两支有严重分歧。日经与日凤支后裔主张三兄弟的始祖是世荣公，而日明支后裔薛宗源在其1992年主编的薛氏族谱中, 却声称日经三兄弟就是广东龙江宝善堂元图系《薛氏家谱》所载的第八世鸾、凤、经三人，此三人的父祖辈均居广东龙江且世系清晰。薛宗源的说法使崇姜里薛氏三兄弟与广东的薛氏接上了关系，给了崇姜里薛氏一个清晰的“广东来历”，但是却否定了被崇姜里薛氏历来祭拜的始祖世荣公的存在，因此引起日经与日凤支后裔的不满。双方为此从1997年始就争执不停, 多次开会协商无果，于是日明公支后裔退出了2004年族谱。
由此可见，薛氏关于祖先的来历其实相当模糊，不同谱本的祖先故事反映出不同薛姓人群对祖先来历各有不同的历史记忆，因此而引起祖先来历故事的各种歧异。而且，在桂平薛氏的祖先故事中，广东“三日公”故事并非最早版本，而是在清后期随着薛氏宗族创建和桂平薛氏联宗族谱的编修，才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直至最后完全垄断了薛氏祖先来历故事的话语。
因此，可以相信，谱中记述的来源各异的薛氏人群中应有很大部分是明代以来当地的土著。或许由此可“证伪”某些薛氏族谱关于祖先来自粤东的表述。当然，本文的主旨不在于辨别族谱之真假，况且，如果将族谱视为编谱者及其代表的群体对自己身份的历史记忆的表达，则不存在族谱的“假”与“真”问题。当人们在族谱中对自我身份的表述(或称自我历史记忆)与其他文类的记载及调查所见的地方社会状态有不相一致的情况时，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去追问导致两者之间不相一致的历史动因。
由此，有意义的问题是：薛氏旧谱是在何种情况下被编写出来，是什么人在编，编写的目的是什么?下面即以保留最完整的道光嘉模谱本为例加以说明。
此份族谱属新宁村薛氏。此支薛氏原居三鼎村，康熙末年第七代薛胜标迁居新宁。胜标元配黎氏和继配杨氏各生三子即显猷、宏猷、建猷和德猷、最猷、敬猷，至此迎来薛氏发展的转机，尤其是杨氏所生三子，谱载：“(德猷)尝倡造都椰江木浮桥，千万人来往，皆如履坦途。……与五、六弟分而复合，父手分居不过八九斗种，兄弟合后种子五六千，时人称‘难兄难弟’，同居四十余年。”
其时，德猷与两位弟弟由分居而复合同居四十年，历经艰难，终使家业获得发展。在此基础上，他们积极参与地方公益活动，倡造都椰江浮桥，热情参与宾山寺的改建。乾隆五十四年(1789)《建文昌阁碑记》记德猷捐银六钱，所捐银两排在捐款榜前列。乾隆五十七年(1792)《重修文昌祠魁星阁碑记》有薛最猷、薛德猷、薛敬猷和薛岐山捐银捐米的记载，亦排在捐款榜靠前。而嘉庆三年《创置保正义田二碑》中第九代耀扬、岐杨、秉扬均为首事，嘉庆中期《重修宾山寺院碑》中秉扬、歧彩、岐扬则为缘首。道光二十二年《重修宾山寺碑记》中薛氏为两名总缘之一，另有副缘一名，首事11名。薛氏积累资产后对科举也有了更多投入，开办了薛氏家塾。于是，薛姓有了佾生、登仕郎，九世薛岐瓒更于嘉庆初中式乡试第27名举人，成为崇姜里薛氏首位确切的举人。正是在经济获得发展，科举取得成功后，德猷之孙云英、曾孙嘉模开始了编修族谱之举。
此份由读书人书写的族谱有相当突出的特点，即是：习儒受教成为反复被强调的主题，营造出一种薛氏热衷儒业，深受礼教侵淫的景象。在薛嘉模笔下，薛氏已是非常士绅化的家族。他先在谱序追述皇帝以来历代薛氏著名人物，特别颂扬了出类拔萃的商代仲虺公和明代文清公(即从祀孔庙的薛瑄)，以表白崇姜里薛氏要“绳其祖武”的向学之心。然后，将各位薛氏先祖描绘成致力于读书进学的“士大夫”形象。兹举几例如下：
太祖考讳进杰……集子孙讲明修身为已之学。在乡党中，与父子言慈孝，与兄弟言友恭，劝人为善，诱人读书。……三世祖考讳时习……平素业儒，无书不读，无物不格。……四世祖考讳文田，字书香，号砚池……从父业儒，中年督耕。上事祖父，课子读书。一庭之中，四代同堂，书声喧而机抒闹。……五世祖考讳正鼎……男勤耕读，女勤纺织。尝谓：“读书而惑于他歧则终身无由入圣人之室，耕织亦然，是以业必精勤而戒荒嬉。”……六世祖考讳善寓……一生慕道，口不出非道之言，目不视非道之色。尝谓：“吾宗自文清公之后，圣道之统，鲜有系者。”故笃志业儒，以圣贤为必可学而至，文习六经诸子，武习孙吴韬略，每谓子侄辈曰：“穷经将以致用，故文章之与经济，并行不悖者也……。”然数奇，终身困场屋。
以上描述显然有刻意修饰的成分，因为就族谱所记，薛氏此支直至六世祖时仍未见有取得生员身份者，第六代善寓皓首穷经，亦仍与科举功名无缘。
两相比对，明显可见，薛氏族谱呈现的崇姜里薛氏均为来自广东龙江“三日公”后裔的情形、所营造薛氏士大夫化的景象，与前文所述明代崇姜里人群的历史显然大相径庭。前文出现的土副巡检薛思聪、康熙末年仍使用瑶人宗教信仰习俗命名方式的人群均已消失不见;明代“猺乱”与平乱后安置的历史、清前期宾山寺捐款题名碑中土著妇女自我组织参与庙宇事务的情形，所有这些历史，都在由读书人用文字书写出来的谱本中消失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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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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