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柳田在自家召集门下弟子举办了“民间传承论”的讲座。次年,即1934年讲座记录以《民间传承论(民間伝承論)》为书名出版。在本书中,柳田以“我们的方法”为题提出了将民俗事象从各地搜集起来进行比较的方法,并命名为“重出立证法”。重出立证法的实际比较基准是地域差。这个方法认为,将各地的事象按照其分布地点进行比较,中心地区的事象较新,而远离中心之处的事象则较为古老。他模仿德国农业立地论的屠能圈,以中央为圆心在日本画出不同半径的同心圆,提出了分布在同心圆外侧的事象更古老,越靠近圆心的事象越新的“周圈说”。最初,柳田以方言中蜗牛的不同叫法作为事例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阐述,因此被称为“方言周圈说”。其后,这一理论不仅被用在方言问题上,而且成为适用于一般民俗事象的民俗学假说。
就像“民间传承论”的讲座那样,民俗学的教育,进而民俗学的研究都是在柳田国男个人的家中进行的。1927年,柳田国男建了一座设有宽大客厅的书斋,在这里进行研究的同时,对门下弟子进行指导,并将之建设成大家聚在一起讨论的沙龙。在其后的30年间,民俗学就是在这个书斋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柳田没有依靠大学或其他公共机构,而是在个人的努力下建构了一个学科。为此,他们发行了杂志,住在远方的人们通过订阅杂志和柳田国男联系起来。但是,在日本全国汇集资料,从这些资料的比较获得时间性的流变,探求其历史轨迹的重出立证法和周圈论的研究,仅限于柳田国男和他身边的几个人。对民俗学抱有兴趣的大部分人,只能担当汇报资料的角色。但是,这些学习和研究民俗学的人都不是职业民俗学研究者。当时的民俗学,是由不同职业的人们利用自己的余暇时间,在柳田国男的指导下进行调查研究的“在野的学问”。
二战以后,为了使民俗学研究进一步组织化,在柳田国男的书斋成立了民俗学研究所,推进调查研究,出版研究成果,尤其是为了民俗学的普及,编辑出版了《民俗学辞典》等大量书籍。这些出版活动一方面为民俗学研究提供了财政基础,另一方面则造成了没有时间进行研究的状况,民俗学研究所很快进入了死胡同。柳田国男对此深感不满,提出解散研究所。最后,民俗学研究所在1957年被解散,日本民俗学会也因此功能性停滞,机关杂志也无法再刊行。
作为民俗学的超越性指导者,柳田国男于1960年在题为《为民俗学的衰颓而悲哀(民俗学の頽廃を悲しむ)》的演讲中表达了他对门下弟子的不满,于1962年8月离世。他88年的人生中的三分之二,都倾注在了民俗学的建构和发展上。
三、学院派民俗学的成立
1958年,在两所大学开始了民俗学的专业教育。其一是国立的东京教育大学。该大学文学部史学科的史学方法论专业新增了5个招生名额,进行民俗学或考古学的专业研究教育。在此前10年左右,东京教育大学就设置了没有招生名额,只有教师的历史学教研室(即后来的史学方法论专业)。考古学和民俗学的教师属于这一教研室,作为史学科共通科目进行考古学、民俗学的教学。在这样的基础上,民俗学的专业教育开始了,和大学里的其他学科专业一样,设置概说、特论、实习、讲义等科目,学生必须提交以民俗学研究为内容的毕业论文。同样在1958年,私立成城大学也开始了民俗学的专业教育。成城大学和柳田国男有很深的关系。民俗学研究所关闭以后,柳田国男的藏书先是寄放,其后赠送给了成城大学(即现在的成城大学柳田文库)。成城大学将民俗学作为文艺学部文化史课程的其中一个方向,招收这个专业的学生。就是在这两所大学,开始了日本的民俗学专业教育和研究。
同样是在1958年,共13卷的《日本民俗学大系》开始出版。这是在全世界都少有的大规模民俗学讲义资料。可以说,此前阅读柳田国男的著作几乎是学习民俗学的唯一方法,而从此则不再需要依赖柳田国男即可进行民俗学的学习。因为,通过大学里的讲义和实践,通过以《日本民俗学大系》为代表的出版物学习民俗学,获得专业的研究水平已经成为可能。
虽然为数甚少,但由于开始了在大学的专业教育,民俗学得以以大学为据点进行学术的再生产。这就是学院派民俗学的成立。这一点在调查活动上也有所体现。1958年,在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这一国家研究经费的资助下,以东京教育大学的研究者为中心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活动。这次调查被命名为民俗综合调查,每年选定一个特定地区,组成调查团开展调查,其成果由出版社出版。以这种方式,共调查了从九州到东北的九个地区。不仅大学教师,本科学生也参加了这次调查活动,在实地了解民俗。
此外,曾经一度功能停滞的日本民俗学会,也由于将事务局设在代表理事所属大学而得以重新展开活动。1962年起设于东京教育大学,1965年起设于成城大学。这也是学院派民俗学以大学为基地进行学术再生产的体现之一。但是,当时展开民俗学专业教学的大学还非常少。其后,又逐渐增加了一些开设民俗学讲义的大学,虽然其中大多数由临时教师授课,但部分听讲的学生开始对民俗学抱有兴趣,组织课外小组共同学习或进行调查的活动逐渐兴盛起来。这样的民俗学研究会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在很多大学出现,并出版了调查报告书。这是民俗学在大学的专业教育尚未普及的过渡阶段中出现的现象,随着开展民俗学教育的大学越来越多,这类研究会的活动也渐趋减少,1990年代已基本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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