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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讲述人的神话观是复杂多样的，神话并不一定被视为“神圣的叙事”
讲述神话的人们是如何看待、理解神话的呢?也就是说，他们具有怎样的神话观呢?这个问题在以往的学术史上较少被讨论。本研究发现：不同的讲述人往往具有不同的神话观。李红武对同一地区的三位讲述人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有的讲述人将神话视为远古的历史，认为人们之所以把历史事件神化，是因为人们对亘古历史的想象和夸张，是对历史的曲解;有的则认为，神话讲述的内容是曾有的事实：在远古的过去确实发生过洪水滔天、女娲用泥巴创造了人类的事情;而在有的讲述人看来，神话无非是一些不可见也不可信的、神乎其神的故事，是人们闲时消遣的工具而已(第三章)。
由此观之，神话学界流行的所谓“神话具有神圣性”的观点，不一定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对此，笔者已经撰文进行过集中的反思与批评，[74]这里再稍作一些补充。我以为：尽管神话的发生也许与人类对超自然的信仰相关(其实这一点仍然有待充分证明)，但是神话在后来实际生活中呈现出的讲述和传承情形却十分复杂。如果我们把学者们的各种界定和争议暂时“悬置”起来，转向把目光投向现实生活，转向一个个传承和重塑神话传统的讲述主体，在神话生存和传承的具体语境中，考察讲述者们对于神话所持的实际态度，我们就不难发现：神话的讲述场合，不一定完全是在仪式的场合下;人们对于神话的信仰程度，实际上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并不存在均质的讲述人群体和统一的信仰程度。笔者在1993——2008年间对河南、河北和甘肃等地的女娲神话和信仰进行田野考察时发现：尽管许多神话是在庙会的场合下被讲述的，但也有人在家庭日常生活的语境中讲述神话;而且，即使一些讲述人去女娲庙祭拜女娲，但是问到他们是否相信女娲神话是远古真实发生过的事实，答案却很不一样。有人毫不犹豫地说“相信”，有人半信半疑，有人却明确回答：“那怎么可能呢!”人们讲述神话，可能是为了表达自己对神灵和祖先的信仰，或者展示自己有关远古的知识，或者只是为了娱乐。在那些缺乏相关神庙的地方，神话的讲述更倾向于是为了娱乐和传统知识教育的目的。李红武在陕西安康地区的个案研究也发现，讲述人的神话观是有差异的，有人将神话视为真实可信的历史事件，也有人把神话看作是神乎其神的、不可信的、可以随时随地演述的故事;在一般民众那里，情形也大致相似：一方面，当地民众逢年过节以及每月初一、十五的时候，要去伏羲庙、女娲庙烧香祈愿，表达他们对伏羲、女娲的信仰;另一方面，“当地在演述关于伏羲、女娲的神话故事的时候，无论在演述内容，演述场合上还是神话传承上，神话演述都不是一种神秘的行为，而成为一种大众共享的娱乐方式。” “当地民众口头流传着很多神话，但是这些神话只是保留了神话的某些因素，比如神话人物、故事情节等，而且在当地民众的口头演述中，并没有邓迪斯所谓的‘神圣性”，甚至还出现了许多戏谑的成分”(第三章)。而根据仝云丽2004年对河南淮阳人祖庙会的田野调查，虽然庙会上不少会讲述人祖神话、演唱与人祖有关的“经歌”的人都信仰人祖，而一位读过书、会生动地讲述人祖兄妹婚神话的老人，在神话的结尾则说：“这是胡扯大扒连”，认为伏羲、女娲兄妹成亲的神话故事包含有后人杜撰的成分，玄虚而不可靠(第五章)。我于2005年曾在这位老人的家中(并非仪式的场合)再次听他讲述了兄妹婚神话，当他说到滚磨成亲、抟土造人的情节时，连说“不足为凭，不足为凭”。[75]张霞在研究魏大爷的讲述态度时发现：魏大爷在讲述“伏羲姊妹制人烟”的时候，态度是非常轻松的，讲到好笑处时常轻轻地笑起来。“这种调侃的讲述风格把神话讲述理论上有的庄严气氛消释于无形。这一方面说明，在司鼔村，在笔者搜集这个神话的时候，神话讲述的情境不同于民族志上经常记录的以神话来追溯某个宗族、部落历史的庄严场合，老人的笑声很好地说明了他并不把古老的事件当真，而是仅仅在讲述一个未必真有的‘故事’而已。从老人在故事细节上下的功夫也可以看出他这种态度。他在种葫芦、找葫芦花、乌龟做媒、妹打乌龟等情节上使用了大量的描述性语言。尤其是乌龟做媒一段，乌龟被描述成一个厚脸皮的形象，而且用来影射现实中的媒婆。这样使得整个神话充满生活情趣，缺乏神圣的讲述风格，而近似于一个生活故事。”(第二章)
因此，将“神话”僵硬地界定为“神圣的叙事”并不能普遍概括现实生活中复杂多样的神话观和讲述、传承样态。笔者以为：将“神话”界定为“神圣的叙事”，会排斥许多口头与书面上传承的、缺乏神圣性或者神圣性非常淡薄的神话。如果只因为讲述场合和讲述人信仰程度的不同，两个在内容、形式上都非常相近的女娲补天神话讲述文本，一个被视为神话，另一个被作为“非神话”而被排斥在学者研究的范围之外，我认为无疑是“削足适履”，它会限制研究者的视野，从而影响今天和未来的神话学建设。
五、现代口承神话的讲述场合与听众
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一般在怎样的场合下讲述神话?是什么样的听众在听神话?他们对于神话的传承与变迁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同少数民族中的情形相似：在汉民族中，现代口承神话的讲述场合有时是庄重、肃穆的信仰仪式，例如庙会，在那种氛围中讲述者对于神话的真实性更倾向于信以为真，神话也更常体现出神圣性的特点;但是神话也可以在随意、轻松的场合下讲述和演唱，有时甚至是在娱乐、戏谑的情境中被讲述。比如在陕西安康伏羲山、女娲山区民间的结婚和丧葬场合中，至今依然存在着“斗歌”、“谝故事”的习俗，这些歌谣和故事有很多涉及到伏羲、女娲的神话，这些演述场合为当地民众记忆神话提供了具体的情境和记忆的框架。此外，神话讲述发生的场合还主要集中在过年过节时间和田间地头(第三章)。而在重庆市司鼔村，魏大爷看着连天的大雨，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的大禹治水神话便跃入脑海，于是他就为前来采录民间故事的工作人员讲述了有关的故事(第二章)。在河南省淮阳县，神话的讲述场合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着显著的变化：1930年代，人祖神话的演述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们以“讲古典儿”的方式随时随地发生：田间地头、一家人的饭桌上、夜晚的空闲时间、女人哄孩子的时候、赶庙会的路上、庙会上……;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虽然依旧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讲述并传承人祖神话，但是公开演述的方式受到禁止，神话从社区公共生活中隐退，主要在家庭或家族、亲戚朋友或邻里等日常生活中的私人交际场合传唱，甚至完全在个人生活中消失;而随着近30年来“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兄妹婚神话获得了更为开放和广阔的演述和传承空间，人们讲述人祖神话时不再遮遮掩掩、担惊受怕，在家庭或家族内、私人交际场合、庙会等集会场合以及其他日常生活场合等，都可以自发讲述或应采访者的要求进行讲述。(第五章)
神话传统的消极承载者与普通人一道，构成了现代口承神话讲述事件的听众主体。有时那些神话传统的积极承载者也会成为听众的一员，不过他们在讲述过程中往往会积极插话，甚至主动抢过话头，从而使整个神话讲述事件呈现出更加流动多变的特点。另外，不消说，民族志工作者往往构成了听众中最引人注目的风景。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与神话传统的听众的构成有直接关系。无论听众的构成怎样，他们的在场和对讲述者的品评，会直接影响神话的表演和最终的文本构成。附录所引文章中笔者对于淮阳人祖庙上的两次神话讲述事件的描述，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张霞在对司鼓村的研究中也发现：出色的讲述者一般对表演空间的情境都十分敏感，处于与听众和研究者的不断互动之中;听众的存在使故事的功能实现成为可能，他们引发讲述者的表演欲望，影响着表演者的表演内容和表达方式。固定听众群的存在还影响到一个出色的讲述者的自信和自尊。研究者的存在则可能影响到讲述者的表演策略，刺激讲述者的表演欲望;研究者的意向和提问往往介入讲述人的表演，甚至重构故事的讲述。实际上，在现实的表演空间中，往往存在讲述者、听众的角色互动和互换。如果是几个实力相当的讲述者在一起，有时候很难截然分清谁是讲述者，谁是听众。研究者的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的介入有时候也会对故事的最终面貌产生很大的作用(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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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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