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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图像的权力与权力的图像
在之后的各种研究会活动中，包括年会、各种关于族谱编撰以及各地分会联谊的活动时，新修揭猛像总是当仁不让地占据主席台的正中位置，尺度饱满，这个类似祠堂中祖先牌位的中心位置，藉由祖先图像在现代化的酒店、宾馆的各种会议厅里迅速地构建出研究会基于始祖认同而产生的临时公共空间。时间久了，无论外人还是揭姓人士都已接受了这幅图像中的揭猛形象，2013年湖北分会成立时，当地电视台来采访的记者甚至觉得分会的名誉女会长和画像里的老祖先都颇有些神似，如果不是经历整个图像制作的过程，可能很难想象这位肖似子孙的祖先是如果被塑造出来，不过各地揭姓由于持续不断编修地方族谱，因为时间的限制以及组织内部结构松散很难有效管理，各地揭姓又将还在商议过程中发放下去的各种揭猛像的素描讨论稿印刷在不同版本的揭氏族谱中，相比起广东的揭氏，其他各地编修族谱的人员文化水准更加参差不一，也不太明白研究会的运作方式，总之由上面的领导发下了图像，也比较庄严，就用上了，所以立刻可以见到在统一了祖先想象之后，因为图像传播的误读和印刷技术的非标准化，各地族谱又演绎出各种版本的揭猛像，有数轮修改稿的黑白素描稿，也有从网络下载像素很低的新修揭猛像定稿，这些图像看上去又不像同一个人了。从这一视角上看，图像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多义性和公共性，导致了传播过程中图像使用者的多样化理解和再阐释，图像似乎也可以成为某种用来解释传统差异性来源的形象化依据。
在绘制过程中，除了研究会拍板的几位会长秘书长以外，下面各地的揭氏族人也有各种各样的话语传出来，有的说什么“女人画的，所以不够阳刚。”外地的还说“他们广东人出的钱，当然像他们自己。”甚至越来越多人认为，画像中老祖先的形象其实最像几位行政级别最高的名誉会长。对于女画家的微词其实并不太多，研究会的几位主要骨干成员都是女性，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已是成功的女商人和进入学术机构的专业学者，而女画家的美术学院毕业资历和大学老师的身份，也让这种议论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嫉妒，而祖先远比画家重要，这种话语随着仪式中反复出现的神圣的始祖形像而烟消云散。各地的揭姓族人都承认从族谱中可考证的有记载的远祖至少在唐代时居住在江西广昌，然后才散播全国各地，粤西这一支是先迁移到福建长汀，明代中期再迁移到了粤西，从历史和地理的正统性来看，粤西揭姓应该很难以地理边缘的劣势与江西和福建客家聚居区的宗亲们抗衡，江西比广东更适合作为揭家的祖居地而获得祭祀主角的位置;但是也许正是作为地理边缘、小姓边缘、汉民族边缘的几重因素，让粤西揭姓借助华南经济文化中心的区域优势，产生重归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坐标中心的实践动力。研究总会的会长由粤西宗亲中一位成功商人担任，他同时还是地方上的政协委员，在外省的其他宗亲中，也没有在主观认同和客观条件上都可以匹敌的人选，因此重新造像似乎成为宣布粤西揭姓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宗族正统的象征，这一边缘支系通过组织研究会和统一、重绘始祖画像等一系列象征性的活动，获得了在同姓组织内部主流的话语地位和叙述宗族历史的权力。
从20世纪早期以来的中国社会，从国家层面就开始出现以象征政权正统的肖像来建构公共空间的传统，比如天安门上曾出现过的孙中山像、蒋介石像以及仍然在那里的毛主席肖像;而在地方机关、企业、厂矿、尤其是教育机构中，公共空间的中心位置也曾被偶像化的马、恩、列、斯、毛肖像占据。肖像除了作为权力意志的象征以外，更是各个社会形态下意识形态的结晶，获得权力的群体藉由画中人物的目光来宣布画像者的存在，画家的作用在这种状况下是服务于造像者的捉刀人，用于礼仪功能的祖先画像的背后隐藏的更像是“子孙的自画像”，这种祖孙互惠的体系让揭猛研究会骨干成员们得以表达出对当下社会主流和正统归属的向往，而正统则可能意味着具备了获取相应权力和资源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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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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