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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祖先图像及其崇拜在民间社会中有着复杂与多重中断的传统，本文以流动于华南城乡之间的同姓组织重修始祖画像事件为脉络，从这幅被“有意地”拣选与凝结地域社会中纷杂历史记忆和现实欲求的象征物建构过程，见证了祖先及祖先图像是如何在委托造像者、图像制造者、以及外人(专家们)的多方博弈与互动中被发明与激活，成为子孙们进行自我表达和集体表述的媒介，亦嵌入到社会主义时期华南民间社会新发明的传统和历史记忆中。藉此个案，同时展开视觉人类学关于民间礼仪图像解读的讨论。
关键词：视觉人类学;祖先图像;互动关系;新发明的传统
作 者：陈晓阳，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生，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副教授
自从文字被发明以来，文字作为更抽象而准确的符号象征系统，开始代替图像来记录历史和表达思想。因此除了与艺术相关的领域，鲜少其他学科将图像视为研究主体和方法。不过自从二十世纪瓦尔堡学派将图像视为文本，进行主题、意义和象征系统上的图像学探索，新艺术史家采用历史学路径将图像作为新的思想史材料，历史学家们发现图像是另一种历史证据的探索以来，学术研究者们越来越意识到除了被视为经典图像的绘画、雕刻等艺术品之外，还要关注大量的其他图像的生产实践。多学科对视觉文化的倾斜与关注，带来对图像研究进行更广阔视角的跨学科合作可能。
人类学一直是一个由语词驱动的学科，但是对于人类学者而言，从刚进入田野，首先受到的文化震撼就直接来自各种各样有着巨大文化差异的视觉对象，像寺庙与房屋的装饰、神像与碑刻、仪式中的礼仪物品、身体上的纹样、服饰和首饰、族谱与科仪书等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民间图像文本;而人类学者在田野研究过程中，更是常以绘图、摄影和摄像的方式保留调查过程中无法完全用文字叙述的信息，或以绘图方式与调查对象进行交流和互动。因此作为研究人类视觉文化的学术新领域, 视觉人类学将其研究的重点聚焦在人类社会的视觉信息及视觉符号、视觉认知、视觉表达、视觉传播、视觉的文化心理或视觉思维等方面。在视觉人类学视角的图像研究中，研究者们除了希望讨论视觉与图像除了作为研究客体、研究工具之外，是否还可以成为一种研究主体，尤其是面对田野中的民间图像，要注意到因为图像的多义性、隐喻性和公共性，在其生产过程中除了“无意地”传递历史信息之外，还存在着“有意地”利用图像的形式、而非文字的形式来记录和表达地域社会中图像制造者、委托造像者及外人们的集体意识与时代精神。
在传统中国社会，描绘祖先的图像曾出现在考古发现的铭旌、墓室壁画，以及历代传世的祭祀用祖像、族谱文献等民间礼仪图像中。传统的祖先图像由于其礼仪的功能，大多作为葬仪和祭祀仪式的核心，被视为祖先的化身与象征物，而很少被视为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传世的祖先图像，除了流散在子孙后人、收藏家、美术馆和研究机构等各类收藏系统中的以独立卷轴和镜框装裱形式存在的祖先画像，目前现存数量较多的则是在民间遗存的族谱中，一些以印刷品形式流传的祖先图像。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宗族复兴和联宗运动的兴起，修谱、建祠、联宗等与宗族相关的、或者以宗族话语为名的民间文化活动越来越多地涌现，再造各种宗族文化象征物的事件似乎也层出不穷，并呈现出某种当代社会的象征理性，祖先及其图像再次被其文化所有者带入中国当代社会语境中，从而也出现了重新解读历史上这类图像生产机制的可能。
下文中讲述的是一个在珠三角中心城市与粤西地区之间流动的新精英群体基于始祖认同而建立的同姓组织“揭猛研究会”再造新祖先图像的田野研究个案，这个被发明的新祖先图像既显示出与代表历史传统的明代木刻祖先像之间在象征系统上的潜在联系，又与传统祖先像从构图形式到符号选择以及图像编码上都存在巨大差异。就像面对历史遗存的大量祖先图像一样，在不了解新祖先图像生产过程的外人眼中，几乎没有什么线索可以将两幅图像与当下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但是在这幅新修祖先图像所有者的内部，则会清楚看到图像背后隐含了这个子孙群体在二十一世纪初，如何将祖先观念与现代华南地域社会中，从个人生活到集体记忆进行沟通和连接的实践，呈现出他们利用象征性的祖先符号进行传统的发明和文化创造的过程。在这幅祖先图像的生产过程中，揭猛研究会内部各种身份和现实欲求的人士针对始祖形象的想象与表现方式出现的反复讨论与争执焦点，从侧面再现了祖先像这类礼仪图像生产过程中所面对的社会语境与文化逻辑。本文试图通过这个微观的祖先图像生产个案，展开如何用视觉人类学方法进行民间礼仪图像解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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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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