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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述各种风俗之时，作者往往是以概括的笔法，来追忆过去家乡的生活文化，从中可以看出力求客观的、把自己的生活传统对象化的努力。例如，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戴之，帖“宜春”二字。 (《荆楚岁时记》)
毎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亦各分地分，日间求化。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诸门桥市井已开，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叫饶骨头，间有灌肺及炒肺。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毎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其杀猪羊作坊，毎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如果木亦集于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谓之果子行。纸画儿亦在彼处，行贩不絶。其卖麦面，毎秤作一布袋，谓之“一宛”，或三五秤作一宛，用太平车或驴马驮之，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至天明不絶。更有御街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 (《东京梦华录》卷三)
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都人皆往钱塘门外玉壶、古柳林、杨府、云洞，钱湖门外庆乐、小湖等园，嘉会门外包家山王保生、张太尉等园，玩赏奇花异木。最是包家山桃开浑如锦障，极为可爱。此日帅守、县宰，率僚佐出郊，召父老赐酒食，劝以农桑，告谕勤劬，奉行虔恪。天庆观递年设老君诞会，燃万盏华灯，供圣修斋，为民祈福。士庶拈香瞻仰，往来无数。崇新门外长明寺及诸教院僧尼，建佛涅胜会，罗列幡幢，种种香花异果供养，挂名贤书画，设珍异玩具，庄严道场，观者纷集，竟日不绝。 (《梦粱录》卷一)
但由于这些著作，均是在个人经验基础上的实录，其中又无可避免地带有个性化体验的色彩。例如，《荆楚岁时记》在记述正月初七习俗时提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其中的“登高赋诗”，显然是作为文人墨客的作者个人或相关群体经历的体现，而并非普遍流行的一般习俗活动。这种个体化的经验记述，在《东京梦华录》中尤有突出的表现：
冬至前三日，驾宿大庆殿……是夜内殿仪卫之外，又有裹锦缘小帽、锦络缝宽衫兵士，各执银裹头嵴茸樱街�“喝探”。兵士十余人作一队，聚首而立，凡十数队，各一名喝曰：“是与不是?”众曰：“是。”又曰：“是甚人?”众曰：“殿前都指挥使高俅。”更互喝叫不停。或如鸡叫。置警场于宜徳门外，谓之“武严兵士”。 (《东京梦华录》卷十)
与该书大多概述性的文字不同，这段生动描写具有明显的个人特殊体验痕迹，尤其是在警卫口令中明确提及“高俅”的名字。实际上，综合全书来看，作者孟元老在述及各种民间习俗的时候，往往都是概括性的描述，而每当论及宫廷礼俗，却大都表现为对一个场面或一次特殊事件的记录，这或许同他对这些事件的了解不够有一定关系。如赵师侠在该书跋文中所指出的：“幽兰居士记录旧所经历为《梦华录》，其间事关宫禁典礼，得之传闻者，不无谬误，若市井游观，岁时物货，民风俗尚，则见闻习熟，皆得其真。与顷侍先大父与诸耆旧，亲承謦欬，校之此录，多有合处。”
相比之下，《梦粱录》对同类活动的描写，则更为概括，尤其是其中的“殿前都指挥使”，由《梦华录》中特指的“高俅”变成了泛指的“某某”：
更有裹绿小帽、服锦络缝宽衫兵士，十余人作一队，各执银裹头黑漆杖子，谓之"喝探兵士"，聚首而立，凡十数队。各队一名，喝曰："是与不是?"众声答曰："是。"又曰："是甚人?"众声应曰："殿前都指挥使某人。"及喝五使姓名，更互喝叫不停声。或作鸡鸣，是众人一同喝道。自初更至四更一点方止，此谓之"禁更"。前人诗咏之曰："将军五使欲来时，停着更筹问'是谁?'审得姓名端的了，齐声喝道不容迟。"又置警场于丽正门外，名为"武严兵士"，以画鼓画角二百，其角皆以彩帛如小旗脚结其上。 (《梦粱录》卷五)
《梦粱录》不仅对各种风俗的记述都极为概括，书中还引用了大量的诗词、谣谚和典籍等，对相关习俗进行综合的疏证。例如，“五日重午节……兼之诸宫观亦以经筒、符袋、灵符、卷轴、巧粽、夏橘等送馈贵宦之家。如市井看经道流，亦以分遗施主家。所谓经筒、符袋者，盖因《抱朴子》问辟五兵之道，以五月午日佩赤灵符挂心前，今以钗符佩带，即此意也。杭都风俗，自初一日至端午日……或士宦等家以生硃于午时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此日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藏之果有灵验。杭城人不论大小之家，焚烧午香一月，不知出何文典。”(《梦粱录》卷三)对一些习俗，作者往往试图通过文献来解释其来源；有些习俗，无法清理出相应线索的，则说“不知出何文典”[8]。这使得该书已超出一地民俗志书的性质，更像一部综合的区域风俗考证著作。
“直陈其事”的客观记述方式，显然有益于加强书写的客观性和可信度，然而，即使是在《梦粱录》这样一部看似冷静描写和考证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字里行间跃动的个人好恶，以及对故土人文的自豪与难以抑制的赞美之情：
自淳咸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但杭城人皆笃高谊，若见外方人为人所欺，众必为之救解。或有新搬移来居止之人，则邻人争借动事，遗献汤茶，指引买卖之类，则见睦邻之义，又率钱物，安排酒食，以为之贺，谓之"暖房"。朔望茶水往来，至于吉凶等事，不特庆吊之礼不废，甚者出力与之扶持，亦睦邻之道，不可不知。 (《梦粱录》卷十八)
类似的情绪，在《东京梦华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门，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东京梦华录》卷五)特别是其中所谓“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自豪与赞美，溢于言表。而由于这些著述总体的风格是客观化的描述和抽绎，因此，这种偶然的情感流露，显得既自然又格外真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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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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