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馗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大鬼王。据说唐开元年间,曾经显灵,救治了玄宗。唐玄宗诏画工吴道子,依据梦中印象,画了一幅《钟馗捉鬼图》。唐玄宗为为了表彰钟馗打鬼功劳,特地下诏:“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钟馗经皇帝这样一宣传名声大震,成为唐朝岁末驱邪的鬼王。宋朝皇帝命画工将钟馗像刻版印刷,在岁除夜赐给宫内人员。(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3)其实钟馗与古代桃木棒有关系,有人考证,钟馗源自“终葵”,终与葵的连读为“椎”,椎是大木棒,古代齐国人就将木棒名为“终葵”。人们用终葵打鬼,后来逐渐将打鬼工具人化,出现了钟馗的传说。唐朝开元年间,又有了钟馗的画像,钟馗成为除夕的门神,它一板贴在独扇门户之上。
秦叔宝、尉迟敬德,是唐朝开国功臣,二人成为门神,也是因为他们的威震鬼邪的英名。传说唐太宗经常梦见鬼魅在寝殿门外呼号,晚上常常不能安睡。于是让秦琼和尉迟恭晚上站在寝殿者外,为其守门。太宗果然没有再受到鬼魅侵扰。后来就将他们两人的画像挂在门上,作为驱鬼的门神。此后二人成为民间通行的门神。人们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画像用纸彩印,年年除夕贴在左右门扉上。
门神画后来扩大绘画题材,变成年节时期装饰屋宇、增添喜气的年画。《东京梦华录》卷十记载了当时开封的年节市场:“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其中门神、钟馗、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等就是当时典型的年画题材。古代门神画中多画鹿、喜、宝马、瓶、鞍等象征物,“皆取美名,以迎嘉祉”。明代北京宫廷、浙江杭州过年都贴钟馗、福神、和合二仙等年画。清代苏州桃花坞门神画,“彩画五色”,多绘温元帅、岳元帅,而且多由远方商贩运往外地。
天津宝坻人在扫舍之后,就贴年画,当地小儿最喜欢贴年画,年画的题材有《孝顺图》、《庄稼忙》等,大人给小儿解说年画,寓教于乐。如《乡言解颐》作者李光庭所咏:“依旧葫芦样,春从画里归。手无寒具碍,心与卧游违。赚得儿童喜,能生蓬荜辉。耕桑图最好,仿佛一家肥”。“年画”一词就正式出现在《乡言解颐》中。
最早的年画印制基地大约是开封及开封附近的朱仙镇,朱仙镇的年画至今仍保留着古朴的民间传统。江苏苏州桃花坞、四川的绵竹、山东潍坊、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的年画是近世以来著名的年画产地。年画题材广泛,喜庆吉祥是年画的主题,如“鲤鱼跳龙门”、“连年有余”、金玉满堂、“岁寒三友”、福禄寿、群仙赐福、天官赐福、招财进宝、文武财神、摇钱树、龙凤呈祥、天仙送子、“榴开百子”、一团和气、新春大吉等等是常见的年画内容。民间年画还是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的有效载体,在年画中常见有:哪吒闹海、长坂坡、空城计、秦琼卖马、四平山、罗通扫北、西厢记、三娘教子、盗仙草、天河配、王小赶脚、钟馗嫁妹、老鼠娶亲、三岔口、忠义堂、文姬归汉、梁祝因缘、铡美案、魁星点斗、刘海戏金蟾等,画面形象生动,情趣盎然。《金陵岁时记》记述了清末民初南京年画情况,“其售自苏州者曰苏画,摹印戏剧人物,形神毕肖,儿童多争购之,谓之年画”。
年画作为民间的艺术,它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它随着时代的变化也不断发展,人们在继承传统年画题材的基础上,创造了许多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新年画,如骑车仕女、抗战门神等。清光绪二十四年(1844),杨柳青的齐健隆画店印制了一种宣传办学堂、满汉平等等类内容的“改良年画”。民国初年,上海商人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选用传统年画或新式风情为题材,画有公历纪元和阴历的月份,名为“月历牌年画”,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后来它发展成为当代广泛通行的挂历。我国传统的年画多为木刻水印,线条单纯,色彩鲜明,画面热闹。建国以来的新年画,在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丰富多彩,深受群众喜爱。
窗花、春联、挂笺、年画等张贴的时间是从二十八开始,有的地方大年三十早上贴。清代北京除夕“早贴春联挂钱,悬门神屏对”(《帝京岁时纪胜》)。为了营造红红火火喜庆吉祥的新年气氛,人们在室内室外尽情装饰,将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空间营造成超凡的非常节日空间。
大年的传统节物还有很多,如爆竹、年夜饭、屠苏酒、压岁钱、五辛盘以及节日娱乐物品等等,每一项节物都有漫长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内涵,限于篇幅不一叙述。年节的物质系统是年节习俗的重要承载体,节俗的流传离不开节物的支撑,没有节物的节日是空洞的节日,也不可能得到有效传承。当前,我们的传统节日由于失去了较多的节物,变得越来越单薄,它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自然也就明显减弱。因此重视与重建我们的节日物质系统与节日物质环境,同恢复节日礼仪与认知节日现代价值、意义一样重要。只有节物、节日礼仪与节日精神内涵三者有机统一,我们才能留住年味,我们的传统新年才会重新焕发生机。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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