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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传说国内存在着一个写传说的地方生态,写本能被广泛传播的原因,根本在于较为尊重民间原有传说的情节结构和叙述风格。这些内部写本有较为明显的向外扩张的倾向,从地方性知识的传播链来说,正规的乡邦文献,常常成为内部写本的终端和外部写本的开端。
关键词：写传说; 讲传说; 内部写本; 写手; 乡邦文献;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050ZD098)的成果之一
民间传说总是以口头传播为最原始也最主要的途径，但民间文学学术界过去对于口头性特点强调过多，而对与之相辅相成的其他手段——其中尤以文字载体最为重要——却较少关心，其中一个原因，是各地调查所得的直接书写民间文学的材料颇为有限，难以构成一个整体现象，也难以与本地的口传形态进行有效的对比研究。
但在笔者长期调查的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文化圈内，单就主神娥皇女英两位娘娘的身世传说而言，除了口头传播之外，还有很多种载体形式：庙宇建筑、神灵塑像、壁画、戏曲等，无不承担着传说“讲述”的任务，只是相对而言这些载体没有形成令人瞩目的特色，但本地“写传说”的风气异常繁盛，既有追忆半个多世纪前关于写传说的传说以及少量留存作品，也有现时态中涌现出的许多写手[1]和作品，这些书写作品数量巨大，品类繁多，对于一个地方民俗集团而言，这么大规模的书写现象是目前学术界很少遇到的。尤为难得的是，这些写手都与我们调查团队结成了相当友好的关系，我们非但搜集到他们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并且可以通过专访，了解其写作和修改的动机以及互相之间的品评，这是一份极为难得的资料，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为民间文学口头与书面的性质关联，提供更加精细的实证考察。
写传说与讲传说
我们将地方人士书写的关于本地知识的一切文字统称为“写本”，包括手稿、打印件、非正式出版物和正式出版物等，相应地，这些作者就被称为“写手”。在此基础上，以写手的身份和该写本传播流布的范围为标准，本文将之区分为“外部写本”和“内部写本”两类。就传说而言，所谓“外部写本”，是指文化他者对某一地方传说观察、记录、整理、编纂后形成的传说写本，其流通范围没有明确的限定;而“内部写本”是指由长期生活在该地方传说圈内、浸润本地文化传统的传说演述者出于一定动机自发编纂书写的传说文本，写手们的流通意愿尽管可以超出本地范围，但多数情况下其实际传播主要局限在该地方内部[2]。
与外部写本不同，内部写本的写手同时兼有本地传说的日常演述者和写本作者的双重身份，这就决定了内部写本的叙事性质，总是在书面记录和口头演述这两极之间徘徊游走;它既可忠实口传文本，尽力追求通俗，也不妨以口传为凭依，突出作者的思想与个性。当然，本文关注的仅限于其中关于身世传说的内部写本。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当地发现了14位符合本文定义的写手，他们生活在“接姑姑迎娘娘”的同一文化生态环境下，共享同一传说资源，但家庭、身份、经历、文化程度以及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差异，又使他们持有不同的解说态度，写作状况也各不相同，其写本从短小单篇，到已刊行流通多年，乃至还处于未完成状态者，构成了一个形态多样的类型序列，详情见王尧的论文《内部写本与地方性传说——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传说圈为中心》，本文不再赘述。这14位写手的作品，有些零散而不成系统，我们先搁置不谈，因为有无系统可算是“写传说”区别于“讲传说”的一个重要特质，“讲传说”几乎很少有必要把像身世传说这样颇为复杂的传说从头到尾讲完整，大多只是根据即时的情况选择某些片段而已，而“写传说”则不同，尤其是那些民俗精英们，他们很希望对整个传说体系有所描述甚至加以规范。而在那些体系化的写本中，本文从羊獬、历山、万安这三个仪式中心点上分别挑选一位写手的写本作为案例，用以在比较中凸显内部写本与口头讲述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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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微信平台
【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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